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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1979
2019-08-30 00:00

深圳1979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侠客岛(ID:xiake_island),作者:云中歌,封面来自视觉中国


1979年,深圳蛇口南头半岛传来一声爆响。


中国境内首个允许外资投资的地方——蛇口工业区,破土而出。从此,山河岁月震动改变。


这一改变在40年后尤有余响。


它在8月18日中央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文件中,提示着有关深圳、有关中国的莫大奥秘。


1979年蛇口爆破


1


史学家萧冬连在《国史(第十卷)》一书中记录了一段往事。


二十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中国几乎处于封闭之中,然而世界科学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突飞猛进。


“文革”结束后,中国官员走出国门看世界,无不为世界的发展和中国的落后感到震动。


1978年,时任副总理谷牧访问西欧


决策层达成了共识:


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于是引进技术和项目的动作轰轰烈烈展开。


然而资金状况不遂人愿。引进项目需要国内投资1300亿元人民币,而上年的全国财政收入仅有874亿元。


即便加上当年15.57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算),仍是不够。


经过探索,决策层意识到,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或是解决前述问题的良方,因为可以突破国内偿还能力和资金配套能力不足的限制。


1979年 邓小平参观美国工厂


办法有了,落在何处去实施呢?今天的我们都知道,它在南海边,名叫深圳。


深圳有何独特之处?海内外学者普遍认为:


深圳远离政治中心,计划体制基础相对薄弱,尤其国有经济比重几乎为零,向外资开放时遭受的阻力将会较小,有望为发挥试验田功能创造有利条件。


1979年,时年38岁的泰籍华人谢国民,在深圳投资1500万美元,建成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现代化饲料生产企业——正大康地有限公司。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1979年以后,海外华商及港商率先来深投资。

 

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与港商合影留念


同年3月,老牌政商杂志《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有多少可以出口?》。文章颇具前瞻性: 


“中国拥有的是土地、能源、劳动力,而现在缺少的是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意识。其障碍之一,就是对市场需要怎样的产品、设计和质量规范缺乏经验。


一个方法是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照搬,事实上中国已经开始这样做,它称之为‘三来一补’。”


“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外商提供设备、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和劳力。


“三来一补”项目名目繁多:电子表厂、雨伞伞骨厂、玩具厂、采石场、纸盒包装、饮料、捕虾船队、养鸡场、养鸭场不一而足。


深圳靠此模式获利颇丰。 


到1985年底,深圳“三来一补”企业共有1075家,与外商签订协议多达4696宗,协议投资金额为33.5亿美元,占到全国直接利用外资额的1/6。


与此同时,深圳工业总产值也由1979年的6061万元攀升至1986年初的24.12亿元。


到了1987年,深圳的出口贸易额位列全国第三,到1992年跃居全国第一。



在来料加工、补偿贸易做得如火如荼之际,探索内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事物也在方圆2.14公里的蛇口工业区内悄然酝酿。


1982年,深圳最早的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招工,郑艳萍等几百名年轻姑娘分别从韶关、汕头等地来到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


凯达玩具厂女工


从1979年到1984年,蛇口率先推出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以工程招标的方式管理工程、职工住宅商品化、全国招聘人才、率先实行全员合同制等,创造了24项全国第一。


曾经贫穷的边陲渔村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



崭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纵使甜头再醉人,终有边际效应减弱那一天。


80年代中后期,深圳经济显出疲态。此时“三来一补”企业仍旧不断涌入,但扎堆聚集的都是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夕阳产业。


“三来一补”发展至顶峰时,甚至占到深圳工业产值的80%以上。发展模式如此单一,后继乏力自然在所难免。


1986年,深圳GDP增速掉头向下,从上年的67%猛跌至惨淡的7%。




为遏制增速下滑,1987年,深圳市政府制定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


退伍军人任正非在1987年靠集资来的2.1万元在深圳创办了华为公司。


台湾商人郭台铭则于1988年在深圳开设了富士康首家大陆工厂。



此后,富士康先后斩获思科、戴尔、苹果和惠普的订单,营收大幅增长之余,在2005年成为了世界最大代工厂。


那些年,“富士康”就等于产值、就业、GDP,是各地争相邀请建厂的香饽饽。不过这一切,在2010年员工“十三连跳”后戛然而止。



也是在2010年,华为在遭遇连串打击后陷入低谷,却被逼绝地反击走上技术逆袭之路。


华为经历了什么?2010年4月,印度宣布禁止进口华为的产品,欧盟也对华为无线路由器发起反倾销调查。


任正非原本想卖掉终端公司,但买家最终的报价只有预期的3/4。一气之下,任正非不卖了。


不但不卖了,任还在同年12月宣布,要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华为三大业务之一,扬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直到成为世界第一。


就连郭台铭都对华为的技术研发赞许有加。“我觉得这个公司很伟大。为什么?它有远见,专利越多,竞争力就越强。”



幸运的是,深圳不只有一个华为。大疆、中兴、腾讯、迈瑞医疗、长城计算机……有趣的是,这些企业多位于同一街道——南山区粤海街道。


这一街道在中美贸易摩擦、特朗普宣布制裁多家中国科技企业时,被称为“中国最强街道”。


粤海街道与科技企业的缘分,始于辖区内11.5平方公里的高新区。该区1996年设立,1997年区内企业华为营收达到41亿,此后越来越多科创企业聚集于此。


“中国最强街道”粤海街道夜景


3


回望过去,深圳一路披荆斩棘,最不缺的就是故事。时至今日,故事又有了新篇。


2019年8月18日,国务院发布文件称,将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事实上,早在39年前深圳便已成为先行先试的经济特区。如今加上“示范”二字,个中深意何在?


答案还要从珠江口东岸、方圆14.92平方公里的前海说起。


2010年8月26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成立,对标“曼哈顿”,重点发展高端服务业和总部经济。 


前海俯瞰


2015年4月,前海蛇口自贸区建立,要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深港金融市场互融互通、投融资便利化”等方面先行先试。


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说:“前海的设立是要搞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把人民币推出国际。”


经济学家张五常


此言或有夸大之嫌。但前海在设立之初,确将金融视为核心产业。


做此安排,原因何在?


前海管理局首任局长郑宏杰说,前海可以借助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的地位和力量,探索打通人民币的离岸在岸业务。另外,深圳的产业转型也离不开金融服务的支持。


此后,在2016年12月5日,深港通开通。


两地投资者可以通过券商买卖规定范围内对方交易所的上市股票。开通两周年时,深港通累计交易额已达到4.15万亿元。



故事还没完。今年8月,决策层对深圳的金融功能又做了扩展。


“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上先行先试,探索创新跨境金融监管。”


8月1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如是写道。


有人说,此举意味着深圳要取代香港,成为大湾区新的金融中心。言外之意——深、港二城免不了舍此即彼、交相代替。


事实的确如此吗?


前述文件清晰说到,对深圳的要求,不过是“促进与港澳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和金融(基金)产品互认”,并未有对标金融中心发展的筹划。


从上述安排足以见得,深圳的金融发展,截至目前,仍旧基于深港联动思维在布局谋篇。



饶是如此,外部环境的变化,却不容深圳在金融发展奋发图强的路上步履悠闲。


由于一些原因,香港营商信心在今年二季度跌至3年半以来最低。评级机构惠誉称,社会不安和市民愈益不信任政府,长远会打击商业信心。


美国商会也说,国际企业担心暴力升级和政治僵局持续,令香港成为愈来愈危险的地方。


这些话什么意思?无非是:外资在缺乏安全通道时,不乏撤离香港的打算。



若诚然如此,会导致什么后果?


众所周知,香港是内地最重要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香港对内地的投资占实际利用外资的70.27%。


换句话说,从香港流进内地的资金,在实际利用外资中比重超过七成。


在此背景下,深圳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先行先试,真像是加了一重双保险。必要,太必要了。



不过,加“双保险”就是先行示范区的全部意义了吗?当然不是。


前海自贸区从设立之初,就对标曼哈顿,意在发展高端服务业和总部经济,因此金融只是其中一方面,吸引企业到此营商才是更重要的目的。


为此,前海管理局去年启动了“企业归巢三年行动计划”,打算用3年时间集中吸引一大批企业回归前海、扎根经营。


哪里的企业最可能率先被吸引呢?自然是近水楼台的香港。



为打消港商疑虑,前海宣布适用香港法律,同时选任港籍专业人士在商业纠纷诉讼中担任调解员。这在全国范围内是首次。


2016年10月28日,前海法院审理一宗涉港融资租赁合同纠纷,约定适用香港法并佐以港籍调解员调解,当事人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该案对增强香港乃至全球资本投资前海及内地的信心而言,具有深远意义。



截至目前,前海累计注册企业已达到17.49万家,引进世界500强企业356家。


腾讯、卓越、招商、阿里巴巴、顺丰等企业已不约而同落户于此。瑞士银行、东亚联丰、工商银行、招商银行、中信证券等60多家金融机构也纷至沓来。 


与此同时,先行示范区的规划中还有对产业的长远计划:


加快深港科技创新、文化艺术活动、数字创意产业以及医疗业等合作,大力发展建设5G、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制造业中心等等。



新兴产业的铺展,往往意味着就业岗位的增加和人才的涌入。


人才政策方面,先行示范区文件的两条举措十分抓人眼球:


一是推进在深圳工作和生活的港澳居民民生方面享有“市民待遇”。


二是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加快完善保障性住房与人才住房制度。


先安居再乐业,的确是吸引人才的好办法。人才配合资金、技术及先进制度安排,必将为深圳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



最后,说一桩陈年旧事。改革开放前,深圳流传着一首民谣:深圳有三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


40年过去,曾经十室九空的穷乡僻壤变成了人口超1300万的一线城市,人均GDP有望在2019年达到20万人民币。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预言深圳“将成为整个地球的经济中心”。


这一切都发生在1979年蛇口巨响之后。此后的一切,如此出人意料,却又水到渠成。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侠客岛(ID:xiake_island),作者:云中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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