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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人墨客的超常待遇
2019-08-07 14:35

法国文人墨客的超常待遇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柳展雄,标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导读:


法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群体言人人殊,基佐捍卫君主立宪制,托克维尔预见到大众民主的弊端,乔治·桑首倡女权运动。尽管政治立场相去甚远,但他们均共享对自由的热爱,而正是这份热爱,使法国成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


如果做一档真人秀节目,把文坛最顶尖的几位作家聚到一个房间,那他们会如何相处?


观众的第一反应可能是联想到“文人相轻”这个词,历史也确实如此。波德莱尔将雨果损得一塌糊涂,将《悲惨世界》贬斥为“卑劣愚蠢的书”,夏多布里昂阻挠年轻后辈的成长,巴尔扎克容忍不了欧仁·苏的小说比自己的畅销。


大文豪们为了竞争销量排行榜的第一名,贬低他人的作品价值;为了争夺沙龙女主人的赏识,互相争宠;为了获得法国文学院院士的头衔,打得头破血流,甚至拉票贿选,揭露对手的隐私。


人民群众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以致于“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與薪”。法国文学家之所以相互敌对,是因为他们有公共的社交空间,同在一个屋檐下。


法式沙龙是考验机智的比拼,斯塔尔夫人躲避大革命,流亡到德意志。她观察到德国人非常有耐心,所以能忍受冗长枯燥的沙龙对话,但法国的沙龙主讲人是“一个被嫉妒的对手所包围的篡权者”,他必须以精彩的表现保住自己的地盘。丹纳说:“我们(即法国文人)被人群包围的时候,思路最活跃……别人的想法鼓励着我们,于是我们便思如泉涌。”


法国人厌恶集体生活,又无法摆脱集体生活。巴黎既是天才的培育温室,也是天才的角斗场。


在巴黎这座城市,三代人的时间里涌现了莫里埃、伏尔泰、狄德罗等众多文豪,引来了歌德的羡慕。德国不可能出现这种盛况,因为作家们分散居住各地,文学是一种孤独的事业。


其他国家的文学家是形单影只的单个巨人,比如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但是法国文学巨匠都是双子星,高乃衣和莫里哀、蒙田和帕斯卡,伏尔泰和夏多布里昂,他们成双成对出现,既互补又对立。


英国人布尔沃·利顿观察法国后,做出评论:“没有比作家更加团结的法国人了,作家比其他人更固执的维护他们的制度。”直到今天,二十一世纪,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待文学的态度跟法国判若云泥。


论媒体曝光度、还是业界专业度,美国没有任何一个文学奖(甚至是普利策奖)能与龚古尔奖媲美。《文学法兰西》一书从制度层面入手,介绍法国文学奖、出版运作、贵族赞助等一系列制度,透过表象看到本质。作者普利西拉·帕克赫斯特·克拉克是哥伦比亚大学法语和社会学教授,他熟悉法国的一切,从法语文学到法式大餐。


每年的龚古尔奖隆重程度堪比戛纳电影节,新闻媒体会兴高采烈地报道颁奖典礼,热烈探讨得奖作品。法国的电视媒体,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关注文化、文学类节目。长期担任龚古尔奖评委的弗朗索瓦·努里西耶感慨:“法国作家在巴黎公众生活中所享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在世界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


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寓居巴黎,有次开车去乡下,到了地方后,发现车位紧张。结果停车场管理员知道她是作家后,优先安排她停车。斯泰因在法国生活一段时间后,说:“听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但千真万确,连警察都对艺术家和作家特别客气。”


官方重视文学始于路易十四时代,这位君王赏掖文士,他任命莫里哀为凡尔赛宫和圣日耳曼宫的娱宾总管,任命拉辛为“皇家史官”。国王对其他文艺界人士颇有尊崇,在向建筑师芒萨尔封爵的动议中,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路易十四说:“我能在15分钟内册封20个公爵,但要数百年才能造就一个芒萨尔”。


凡尔赛宫廷洋溢着“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的气氛,海峡对岸的英格兰则不然。有人提议成立一个国家机构,模仿法兰西学院,结果不了了之。1664年高层组建一个委员会试图规范英语语法,后来形同虚设。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不赞助文人,歌功颂德的文章也不给赏钱。


这种现象跟英法两国的政治制度有莫大的联系,盎格鲁-撒克逊有小政府传统,宫廷没有多余的钱财供养文人。查理二世试图赞助文艺界人士,受累于巨额债务,心有余而力不足。


英国的赞助制度直到十八世纪早期才形成,这时候作家已经可以直接靠市场和出版业维持生计,不用再寻找宫廷、贵族赞助人了。当时印刷机完成了一次技术升级,廉价的木浆取代了造纸工艺中的亚麻和柳絮,书籍报纸的成本大为降低。


历史规律多次显示,每一次媒体传播的技术进步,都会带来文学爆炸式发展。巴尔扎克笔下,初见世面的文青们借助雄心、耐力,再加上一点运气,征服了巴黎,他们来之前口袋里没几个钱,登上文坛后名利双收。拜伦、拉马丁的成功吸引了大量劳动力进入文学市场,一个出版商人打趣地说,过去两年作家繁殖速度就像苍蝇那样多。今天唐家三少的成功也吸引了大量年轻人进入起点网站。


文学大繁荣同时带来了文艺圈子的分层,十九世纪法国文坛里,尊卑等级森严。写诗歌、戏剧的地位最高,写小说的低人一等,小说内部也分三六九等,纯文学是阳春白雪,科幻、侦探、罪案文学属于下里巴人。科幻大师儒勒·凡尔纳竞选文学院院士,尝试了几次都落败,评选委员会认为“他的小说不过是给小孩子们看的童话书。”


但凡稍有成就的小说家,大多会投身戏剧创作,证明自己的实力,福楼拜、龚古尔、都德都有这段经历。因为小说在报纸上刊登连载,而报纸新闻又跟大众市场捆绑在一起,是一种平民化的产物。至于写新闻评论的,更是等而下之了。


巴尔扎克的经历就很惨淡,他因为投资印刷厂生意失败,欠了一屁股债。朋友劝他“先从事一种务实的职业,有空闲时间顺带写点文学作品。只有采取这种方法,你才能高枕无忧。”如果不是因为凭《舒昂党人》《婚姻生理学》等作品翻身,恐怕巴尔扎克一辈子都要忙碌于金钱事务。


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巴尔扎克必须挥霍钱财;为了挣钱,他又要拼命写作,这完全不同于悠游度日的传统文学家。巴尔扎克的一生都在欠债和还债之间渡过,他嫉妒别人的小说比自己卖得好,又不想让舆论认为自己只是肤浅的畅销书作家。


在这种前提下,一些人不禁怀念起旧制度,那时作家跟在贵族后面,出入于华贵的场所,多多少少能沾到点光。而在市场经济下,他们投身于残酷的出版业竞争。文人离开了宫廷、沙龙,走进办公室,跟市侩的商人打交道,在版税等问题上讨价还价。


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戈蒂耶、福楼拜、罗西尼、圣勃夫、梅里美、大小仲马等文人,向玛蒂尔德公主寻求庇护,赞助人制度没有消亡。皇帝拿破仑三世本人缺乏文艺修养,1862年他给帝国图书馆购书的拨款少于用来修缮皇家马厩的钱,笼络文人的职责就落到了堂妹玛蒂尔德身上。


公主主持的沙龙极富威望,享有“艺术圣母”之名。当然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作家们既然接受王室成员的资助,就不方便攻讦朝政。龚古尔对马蒂尔德公主说:“公主阁下,您不知道,你为政府提供了何种服务,您的沙龙平息了多少仇恨?您在政府和文人之间充当了怎样的缓冲器?如果你没有用你的高贵关心和友谊收买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全力攻击皇帝。”龚古尔还推断,如果第二帝国能对左拉更宽容些,他绝不会跟民主派来往。


文学流派跟作家本人的阶级地位有着隐秘的关联,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流派,除了龚古尔兄弟,几乎人人都跟新闻业有关系。推崇理性、要求诗歌科学化的高蹈派(Parnasse)有三个贵族,而浪漫主义者十一个人里面七个有贵族背景,雨果的父亲是拿破仑的伯爵,大小仲马和乔治·桑虽然是贵族的私生子女,但仍高于平民百姓。


由此可见,浪漫主义者确实很浪漫,因为他们不需要跟钱发生瓜葛。他们从理念到生活都秉持超然于物的态度。


自然主义小说家抛弃“罗曼蒂克的情节”,以科学为指导,保持绝对的客观和中立,忠实记录现实世界。左拉对生物学、遗传学多有涉猎,读过《自然遗传的哲学和生理学论著》《情欲生理学》《物种起源》等科学著作。自然主义文学衍生出了类似五四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崇拜,科学成为新的口号,左拉说:“谁与科学为伍,谁就与我们为伍。”


在公众的刻板印象里,文学跟科技风马牛不相及。法兰西是一个感性的民族,富有文艺细胞,缺乏科研精神;德国人是一个理性的民族,严谨有逻辑。但我们不能忘了,启蒙运动发源于法国,而不是德国。


法国的科学与人文精神相互交融,科学家用牛顿力学揭示经院哲学的荒谬,伏尔泰等思想家则以自由平等为号召,抨击教会的压迫与无耻,启蒙运动从两个侧翼战场向旧制度进攻。


布封既是一个杰出的博物学家,又是一个文笔出色的作家。居维叶论述说:“不管公众对布封的动物学理论怎么批评,他的写作风格是毋庸置疑的。”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里面提出了人口理论,狄德罗的小说里,主角跟女人谈情说爱之余,还讨论达朗贝尔的数学。1827年伏尔泰《哲学通信》里对笛卡尔和牛顿的思想进行比较,伏尔泰多次称赞牛顿的伟大成就,进行深入的研究翻译,欧洲多数人对牛顿力学体系的理解,借助于他的通俗化科普。


保尔·瓦雷里曾说过的,作家并不只是写字、出书的人。法国的作家积极参与公共话题,伏尔泰传播科学,批判天主教权威,在卡拉斯事件中捍卫了新教徒的宗教自由。伏尔泰、雨果、萨特都在公共事务方面活跃,作家介入社会生活是法国的一大特色。


伏尔泰在思想界地位之高,声誉之隆,当时罕有匹敌,以至于有人把十八世纪称作是“伏尔泰的世纪”。英国人不可能把十八世纪称作是“休谟的世纪”。


对文人的礼遇和崇拜,在雨果身上登峰造极。这位文学巨匠呼吁大赦巴黎公社的成员,抨击法军抢劫圆明园的暴行,他毕生致力于人道主义,为被压迫者辩护,因而获得了超然的地位。雨果流亡海外之时,还不忘帮助其他生活更为艰苦的流亡者,为流浪儿童提供免费晚餐。无论是保皇派,还是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帝国主义者,还是极左分子,都对雨果敬畏三分。


他结束流亡生涯,重归故土,受到万众欢迎。诗人溘然长逝之后,法国政府举行了国葬,巴黎有两百多万人民众自愿为他送行。没有一个总统或者元帅能有这种哀荣。龚古尔在他的日记里感叹道:“法兰西民族真是个奇怪的民族,他不再要上帝,不再信仰宗教,却一下子又崇拜起了雨果,把他奉为神明。”


法俄两个国家,容易诞生文人崇拜,因为文学能超越政治分歧。十月革命后,流亡海外的俄国人内讧重重,只有普希金能把他们团结起来,普希金是各方都能认可的人物。他身上有很多让侨民感同身受的东西:他的贵族温和自由主义立场、他坚定不移的个人主义与对艺术自由的信念、他对秩序权威的谨慎支持(普希金把君主制视为对抗无政府暴力的堡垒)


俄侨里的保皇派纪念末代沙皇,自由派纪念宪法颁布日,没有任何历史事件能让大家统一庆祝的情况下,普希金的生日便获得了国庆日般的地位,诗人是俄罗斯的魂魄。


在盎格鲁-撒克逊传统里,写作只是一份职业,并不会享受到超常的待遇。冷战时期,美国作家罗伯特·罗威尔比萨特更早投身于反战运动,表现同样活跃。但罗威尔的死只是文坛事件,而萨特的死成为大众国民参加的葬礼,美国失去罗威尔,只是文学界的损失,法国失去萨特,则是失去了知识分子的灵魂人物。


众所周知,法国右派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多次批评萨特,阿隆攻击革命狂热,萨特始终以资产阶级叛逆者的身份出现,具有坚定的左翼思想倾向。法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群体言人人殊,基佐捍卫君主立宪制,托克维尔预见到大众民主的弊端,乔治·桑首倡女权运动。尽管政治立场相去甚远,但他们均共享对自由的热爱,而正是这份热爱,使法国成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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