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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新旧中国之间——美国记者西蒙·托平及夫人奥黛丽·托平
2019-07-19 12:39

走在新旧中国之间——美国记者西蒙·托平及夫人奥黛丽·托平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李希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图片来自网络搜集与作者提供


走在新旧中国之间——美国记者西蒙·托平及夫人奥黛丽·托平


摘 要:98岁的托平和93岁的奥黛丽是在新旧中国之间旅行的历史记录者和现代中国历史转折点的见证者。这对结婚70年的新闻伴侣几乎走遍了世界每一个地区采访报道,但是,在他们的新闻生涯中,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和最有意义的报道几乎都发生在中国。托平不仅是报道国共两党淮海大决战的唯一外国记者,还是第一个报道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外国记者。托平预见并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奥黛丽的家族见证了从封建社会到新中国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在“文革”期间,奥黛丽是到中国进行采访报道的第一个和唯一的美国主流媒体记者,她的专题报道《红色中国之旅》和《回到变化中的中国》成为《时代》和《国家地理》封面文章。奥黛丽也是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西安兵马俑的记者。本文由过去20年间作者在中国、美国和非洲等地追随托平夫妇所做的十多次访谈笔记整理而成。


关键词:新闻学;新中国;淮海战役;美国记者;新旧中国


一、追忆淮海战役


办公室的秘书把一个国际邮包放到我的桌上。我用剪子剪开,发现是年逾九旬的老人西蒙·托平从纽约寄来的他的新著《来自冷战前线——一个美国记者的日记》。托平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还担任过《纽约时报》主编、哥伦比亚大学圣保罗国际新闻讲席讲授、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委员会主席、普利策奖管委会主任和美国报纸总编辑协会主席。翻开书的第一页,我牢牢地被托平细腻的描写吸引住了:


“大炮轰鸣了一夜。但现在是黎明时分,炮声突然陷入了沉默。那是1949年1月7日,我躺在中国农民小屋的棉毯上听着外边的声响。炮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停了。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向门口走去。当我和一个士兵面对面时,我退却了,他端起了卡宾枪指着我。那天夜里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囚犯,被关押在战场附近的一间小屋里。蒋介石13万军队被毛泽东的30万大军包围了。我很快就知道,炮声的突然停止意味着被困的国民党军队投降了。蒋介石在中国中部冰封的淮北平原上打了60天的战役,失去了50多万军队。毛泽东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已成定局。


这本书把我带回到了十年前(2008年)的国庆节。那天下午,我站在北京鼓楼大街旁的珠穆朗玛宾馆门厅,心神不定地等候从美国来的托平夫妇。这个宾馆所在的大院曾经是清朝皇帝的祖庙。现在是西藏自治区驻京办事处所在地。


2008年拉萨骚乱后,海外的留学生义愤填膺抗议CNN等欧美媒体的虚假报道。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央电视台采写和制作了好多报道进行反击。但西方人不相信这些报道,所以真正能说清这个问题的,最好是西方人信任的报纸、信任的记者发表的报道。这时,我想到了托平教授和他的夫人。


早在西藏百万农奴翻身得解放20周年之际,也就是在1979年,邓小平曾经亲自批准两个美国记者到西藏采访。这是1959年,甚至1949年以来,第一次有两位西方主流媒体记者去西藏采访。他们就是托平先生和他的夫人。他们去了西藏,1980年出版了一部名叫《辉煌西藏》的画册。文字是托平先生写的,图片是托平夫人拍的。这本书的基调、观点完全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书中揭露了旧西藏的农奴制,书中用大量的图片展示了脚镣、人头骨等农奴制的罪证。但今天的《纽约时报》和当年托平先生领导的《纽约时报》不一样了。托平曾经担任《纽约时报》总编辑长达十年。


托平夫人一家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的合影


我决定把他请来,由他从一个记者的角度写一篇文章。


我请示中央外宣办的主管领导,他们都表示同意。我于是写信邀请托平夫妇来北京。他们回信说他们决定乘坐火车去西藏,沿途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的风光。我告诉他们,乘火车去西藏,而且我来做翻译,并照顾他们。他们非常兴奋。他们自己买了来中国的机票,我帮他们买了去西藏的火车票。西藏的旅店、采访的汽车都联系好了。


就在托平夫妇要到北京的头一个星期,中央外宣办的朋友跟我说,有关外事部门不同意托平夫妇去西藏。


“为什么呢?”我问,“是政治原因吗?”


“不是,”他说,“是因为他们年龄太大,到西藏缺氧,高原反应,如果有个意外,将来对外界说不清。”


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87岁的托平,这位美国新闻界的教父,万一在西藏身体健康发生意外,真可能无法跟美国新闻界说清楚。


但是,我将如何跟托平夫妇解释呢?我不敢在电子邮件里告诉他们,怕伤害老人的心,只好等他们到北京后再说。


托平夫妇在酒店门口一下车,我早已安排好的两个学生给他俩献上哈达。晚上请他们吃藏餐,喝酥油茶、青稞酒,老两口高兴得不得了。


这时,我壮着胆子说:“你们已经体验到了青藏高原的风俗,等于已经走了一趟西藏。这回你们就不用去西藏了。”我说。


刚开始,他们还以为我是在开玩笑,我告诉他的确是这样的,中国外事部门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认为他们年事已高,去高原不安全,因此不同意他们去西藏。


他说:“我才87岁啊,什么叫年事已高啊?我还年轻呢!李教授,你要知道,我妈妈活到105岁,我还差得远呢!”


我说:“敬爱的托平教授,除了西藏,你们去哪儿,我都安排,我都奉陪。”


“好吧,我们去徐州采访。”托平说。


2008年国庆节的第二天,我陪同托平夫妇和他们的小女儿从北京南站搭乘高铁去徐州。车上坐满了过节出游的旅客。一路上,托平教授充满了年轻人的朝气和孩童般的好奇,不停地向我提问题。无论什么时候,无论走到哪里,他手中都有一个小小的采访本,无时无刻不在记录。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记到老。他的夫人身背3台相机,不停地对相关景物和人物拍照。


不少乘客在徐州下车。《徐州日报》总编亲自到车站迎接我们,车站为我们打开了贵宾通道。“中国人现在生活得很快乐,”托平夫人说,“我们希望有更多的美国人能来到徐州看看。”


托平和夫人奥黛丽来徐州是为了采访淮海战役旧址。采访回来的两年后,他出版了《来自冷战前线——一个美国记者的日记》。托平在书的序言里写道:“我目睹并记录了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1月,我冒险跨过国民党前线阵地,进入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前线指挥所采访,报道毛泽东的军队向蒋介石的首都南京进军的新闻。我来到了淮海战役的战场,在那里,我被解放军士兵带进一个农民的草屋。”在这里,托平目睹了淮海战役的结束。


第二天一早,用过早餐,驱车来到凤凰山畔的淮海战役纪念馆。我上一次来淮海战役纪念馆是40年前,我刚上小学的时候随父母来参观的。那次参观留下的唯一印象是,纪念馆大堂的正中央摆放着毛主席1965年来徐州视察瞻仰淮海战役纪念塔时敬献的大花圈。


40年过去了,国家拨巨款重新修建了淮海战役纪念馆新馆,并建了世界上最大的环形屏幕,上面是一幅150米长的油画,再现了淮海战役的全景。十个画家为这幅历史长卷画了八个月,邓小平在上面留有题词:“中华儿女们永远记着:你们的幸福是先烈们用血换来的。”


全景油画《淮海战役》,现陈列于淮海战役纪念馆内


在纪念馆入口的说明上引用了陈毅元帅的一句话:“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


走到纪念馆出口,墙上展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解放军战士站在总统府上的大照片。托平指着这幅照片说:“我当时就在这里。淮海战役改变了世界,徐州应做淮海战场文化挖掘。”


纪念馆馆长亲自陪同我们参观。馆长的父亲参加了淮海战役,他96岁的父亲仍然健在。托平身边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他们不知托平是何等人物,红军老战士?美国老兵?看热闹的几个男子在猜测。一个年轻男子说,这老头有来头儿。一个小男孩凑上来,用手指着托平问:“这是什么人?”妈妈打下孩子的手说:“别指着人家,不礼貌。”


托平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同龄中国老人攀谈并合影。老人是淮海战役时的运粮战士。


托平走到一幅黑白大照片前停下脚步。这幅照片记录了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支持国民党,美国教官训练国民党兵的场面。托平夫人拍下了这幅历史图片。


“1949年1月7日淮海战役结束。那天我正在一农民家采访,听到共产党的炮声越来越稀疏,直到停止。我看到国民党将军李弥扮成农民逃跑。多年后,我在中缅边境采访时又遇到了他。我写报道揭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李弥反攻大陆,揭露美国派无人驾驶飞机投送物资给李弥。由于我通过新闻报道的揭露,美国最后派飞机把李弥从缅甸运回了台湾。”托平回忆说。


托平对淮海战役的军事进攻图有浓厚的兴趣,他指着红箭头询问解说员红箭头所指的地点。“我当年坐着前面插着国民党青天白日旗的军车在徐州前线采访。”托平说。


我们来到位于徐州市中心的花园酒店。建于民国初年的花园酒店正在翻修。1916年,“辫帅”张勋曾在此密请南北清室旧臣遗老,筹谋复辟大业。托平指着院子里的一座二层小楼说:“那就是我采访国民党‘剿总’司令刘峙将军的地方。”


走进这座德式别墅,房内设有壁炉和西式卫生间。1927年,著名的“徐州会议”在这里召开,蒋介石与冯玉祥结盟,改变了当时中国的政局。1937年,李宗仁以花园饭店为行辕司令部,指挥“台儿庄会战”。作家郁达夫和范长江等中外记者在这里采访。1946年,内战爆发前夕,由美国出面调停的军事调处三人小组来到徐州,张治中、马歇尔住南楼,周恩来住北楼。为三人服务的电台也设在北楼。开会在饭店会议大厅。淮海战役期间,这里成了国民党徐州“剿总”重要议事厅,彻夜开会,研讨战局。在淮海战役期间,托平是在国军和共军的战场上来回穿梭报道的唯一记者。他自称是一个持中立立场的记者。


“您如何表明您的报道是中立的呢?“我问。


“我当时在徐州战场采访,既采访国民党将军刘峙,也设法走到解放军阵地采访刘伯承的指挥所。经过两边对比,我发现解放军官兵纪律严明,个个都有战斗力。而国军官兵颓废,不堪一击。”托平说。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爆发前夜,托平对国民党徐州“剿匪”总司令刘峙做过独家专访。刘峙特别安排他自己的专机把时任美联社驻南京记者的托平接到徐州。“1948年11月25日,刘峙把我专程从南京接到徐州采访,是为了向世界显示自己必胜的信心,为了给自己塑造形象。到了徐州之后,刘峙直接把我从机场接到位于徐州鼓楼大街的花园酒店的一座小楼的二层会议室,在这里刘峙接受了我的专访。”


“我问刘将军,国军对这次徐州会战有没有信心?能不能打赢?刘峙说,没问题,你可以通过美联社向全世界人民宣布:国军三天之内必将击败共军,共军将全线溃败。”


三天之后,托平从前线阵地回到花园酒店去找刘司令,看看他的胜利在哪里。结果找不到刘将军了。在酒店里,刘将军的随从告诉他:“托平先生,您采访完第二天他就跑回南京了,因为他知道这场仗肯定失败。”


“这简直把我搞糊涂了。我三天前发稿说,国军必胜。结果,国军司令自己逃跑了。这时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只留了副司令杜聿明在那镇守,结果杜聿明和黄维都被解放军活捉了。”托平说。


“我1948年11月25日离开徐州的时候,徐州道路肮脏,建筑破旧,医院里的伤员拥挤。我们当时希望如果能再回到徐州的时候,我夫人和我女儿能再来看徐州的时候,徐州会是一座很美丽的城市。我希望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能来徐州,不仅来看徐州的历史,也看徐州的现在。”托平说。


“淮海战役结束了中国近百年的战争,从此中国开始了和平建设和发展。”我说。


“淮海战役结束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报道预言,淮海战役对国民党来说就是‘滑铁卢’。淮海战役将导致一个新的中国的诞生。这个新的中国将最终影响世界格局。”托平说。托平把蒋介石比作拿破仑。“而拿破仑倒台之后,法国和欧洲的格局都发生了变化,英国成了大英帝国。我预言淮海战役决定了中国的崛起,决定了中国在今年(2009年)年底要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我的预言邓小平可能不会同意,但邓小平应该同意,因为他是淮海战役的总指挥。”托平说,“淮海战役比十一届三中全会还重要。淮海战役真正地使中国走向开放,走向富强。在此之前的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淮海战役结束以后,托平回到了南京。在南京他亲眼目睹了他的预言变成现实。


二、“我报道了解放军占领南京”


“你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去过鼓楼大街的邮局吗?”托平问我。


“当然,这是距离南大最近的邮局。我人生中的第一篇稿子就是通过这个邮局投出去的。”我回忆说。1979年我上大二的时候把一篇翻译作品从这个邮局发给了《环球》杂志。


“60年前,我通过这个邮局把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发了出去。”托平说,“我目睹并记录了新中国的诞生。”


淮海战役结束,托平从徐州回到南京几个月后,听到长江边的枪声,解放军开始横渡长江了。那天他走在南京的大街上,远远听到了郊外的炮声。托平奔向美联社办公室,准备新闻报道。


突然,一辆吉普停在他跟前。车上跳下来一个军人,看上去不像国军,是不是共军,托平也不敢肯定。那个人很有礼貌地问托平:“总统府方向怎么走?”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解放军。”他说。


“解放军已经进城啦?”托平疑惑地问。


“是的,我们已经在凌晨攻占南京城了,为了不惊动老百姓就悄悄进来了。”解放军军官说。


托平这时惊喜万状。“解放军占领南京了,全世界可没有第二个记者知道这条消息,我是目前唯一知道的。我现在就要去邮局发稿,向全世界报道这条重大新闻。”


托平叫车来到南京市鼓楼大街的邮局。邮局只有一台发报机。此时,法新社记者比尔·关也跑进了邮局。


“我要第一时间报道南京沦陷的消息。”关说。


“我要第一个发稿!”托平说。


两个记者都要第一时间发稿,成为世界名记者。两人最后抛硬币决定。比尔·关赢了。


托平说:“那你快发吧,赶紧发。你发完,赶紧交给我来发。”


比尔·关说:“托平,你放心吧,我以最快的速度,用最少的文字把这条消息发出去。”


比尔·关在电讯稿上只写了两个英文字“Nanjing falls”(南京沦陷)。然后,高兴地对托平说:“我的稿子发完了,下面轮到你来发了。”


托平在发报机前坐下,一口气打了两个小时的字,共发了三篇稿子。第一篇稿子是快讯《今早共军进入南京,国军已经逃窜》;第二篇稿子是现场特写《解放军进南京城》;最后一篇是综述加新闻背景稿。第二天,西方报纸刊登的全是托平的稿子,比尔·关的稿子没有被采用。比尔·关懊恼不已。


“我到现在都一直不能原谅我自己,我想比尔·关也不能原谅我,因为他一生最大的一条新闻白写了。”托平说。


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几个月后,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中共设在南京的外事委员会主任黄华召集所有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开会。黄华用中文说:“你们要告诉你们的政府,让你们的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此话一出,会场一片寂静,因为没有人听得懂中文。这时新西兰驻中国大使站起来说,我们没听明白你说的话,能否让切斯特·朗宁先生翻译成英文。黄华同意了。切斯特·朗宁大使于是站起来把黄华的话为各国大使翻译了一遍。


切斯特·朗宁大使


当时西方驻华大使中,朗宁大使是最积极并鼓动各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加拿大也是较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朗宁大使是加拿大首任驻华大使,是奥黛丽的父亲、托平的岳父。托平1948年在南京当记者的时候,认识了正在南京大学读书的18岁的加拿大女孩奥黛丽。两人常去紫金山约会。


“我在南大读书时,每天是人力车夫从使馆送我去学校上课。”奥黛丽说,“当时我家住在西康路,离学校不远。但是沿途灾民很多,人在路边冻死饿死的很多。感受最深的是,当时街头常看到灾民,但蒋介石宋美龄却常搞奢侈的宴会,我和父亲也参加过。外面是冻饿的灾民,他们那儿是灯红酒绿。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时我家住的地方已变成了银行。后来搬到了西康路27号。”奥黛丽说。


“后来我又搬到南大(金陵女子学院)后面住。”奥黛丽说,“那是现在的南师大校园,那里的建筑保存得很好。我当时在金陵学院教外语,在南大读书。几年前回南京时已经认不出来了。现在南京是很美的城市,有很多树。南京解放后,种了很多树。”


托平说,奥黛丽虽然只有南京大学本科学历,但是她是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最多的“人”,而不只是“女人”,她共获得了至少8个“名誉博士学位”。她不要别人硬给她的“名誉博士”,她获得博士学位是因为她的照片拍得太好了。


三、周总理与托平夫妇


在徐州的第三天,我陪托平夫妇参观了徐州兵马俑博物馆。徐州楚王有12位,发现了8个楚王墓,发掘了4个。考古学家说,徐州有72座山,每座山上可能都有楚王陵墓。


在兵马俑的发掘现场,托平夫人奥黛丽手持三台尼康专业照相机在不停地拍摄。“奥黛丽是世界上第一个报道西安兵马俑的记者。她当时有关西安兵马俑的照片和文字是作为《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文章发表的。”托平说。


奥黛丽指着她为《国家地理》杂志做的一篇关于发现中国兵马俑的封面文章说:“我的确是第一个拥有对西安兵马俑拍照和写故事的特权的人。如果哪天考古学家要在哪儿挖掘,我就会第一时间赶到那里拍摄和报道。”奥黛丽自豪地说,“我独家报道西安兵马俑的特权是周总理给我的礼物。”


周总理与奥黛丽在一起


奥黛丽的父亲朗宁和周恩来是好朋友,无论是在作为国民政府陪都的重庆,还是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朗宁大使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美国的压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加拿大被迫撤走了驻华大使。


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西方驻中国的大使还在南京,使馆还没撤。当时黄华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作为南京外事处处长,专门找了南京的加拿大驻华大使朗宁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他们不要撤走,承认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政府做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蒋介石还能反攻大陆,还能回来。美国政府相信了杜勒斯的预言,不承认新中国。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通过黄华找朗宁大使劝司徒雷登大使。当时,司徒雷登大使本人也不想走,在犹豫,他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下死命令,结果司徒雷登走了。毛泽东很生气,诚心诚意想留住司徒雷登,但是这个美国大使不给面子,没有留住。一怒之下,毛主席写了《别了,司徒雷登》。


“我父亲朗宁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办好,一直期待着有机会帮助新中国做些事情。”奥黛丽说。


“1954年,我父亲和周总理在日内瓦关于越南问题的会议上再次相会。当时苏联、中国、美国、法国四强国开会讨论越南问题。这次会议上发生了这样一个插曲:美国派的代表是国务卿杜勒斯,周总理第一次见到杜勒斯。周总理就走过去,伸出手要跟杜勒斯握手,结果杜勒斯扭过头去拒绝跟周总理握手,当众羞辱周总理。”


“有的版本说周总理抓住杜勒斯的手了,而杜勒斯拿出手绢把自己的手擦了擦放到口袋里,周总理也拿手绢擦了擦手然后把手绢扔到垃圾桶里了。但真实情况并非如此。我父亲当时是加拿大的外长,他看到杜勒斯羞辱中国,觉得这种尴尬局面必须挽回,否则日内瓦谈判不会有好结果的。父亲一个箭步冲上去,双手紧紧抓住周总理的手说:‘老朋友,我非常高兴又看到你了。’让周围的人感觉周总理的手是伸向我父亲的,挽回了一个尴尬局面。但事实上,杜勒斯在国际谈判上想有意羞辱中国。”托平夫人回忆说。


奥黛丽是在淮海战役那一年嫁给托平的。托平说,他们结婚70年,奥黛丽给了他六个最好的礼物,“五个女儿和一个中国签证”。


1971年,美国的媒体和公众都在关注美国宇航员太空漫步。而这个时刻,奥黛丽和她的父亲朗宁大使回到了中国。


“人们都记得1970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照片。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过两名西方记者,除了美国记者斯诺,另外一位是加拿大籍记者奥黛丽。”托平说,“由于斯诺是个美国记者,当时中国想通过斯诺向美国传递希望关系正常化的信息,而斯诺本身又写过很多报道,所以全世界只记得斯诺,忘记了奥黛丽。”


1971年5月1日晚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斯诺带到毛主席身边说:“这是斯诺。”毛主席说:“不用介绍,我们是老朋友。我年轻时在延安,你采访过我呀!”


毛主席跟斯诺握完手后,周恩来把奥黛丽和她父亲朗宁介绍给毛主席说:“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在重庆的时候,南京的时候,包括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时候,他都是我们的朋友。”毛主席非常高兴地和他们爷俩握手、合影。


当晚周总理很高兴。斯诺与毛主席的会见、朗宁大使父女与毛主席的会见安排得都很成功,毛主席看上去很高兴。周总理觉得西方向中国紧闭的大门将要打开了。


周总理当晚在人民大会堂设晚宴宴请朗宁和他的女儿奥黛丽。当时正值“文革”期间,群众的武斗频繁,经济发展受阻,国际关系紧张,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崛起,这些都在烦扰日理万机的周总理。这天晚上在宴会上,见到老朋友朗宁父女,周总理格外放松,那些忧虑暂时从他脑子里消失了。


周总理斜身靠在沙发上,跟朗宁大使回忆他们当年在重庆和南京的时光,时而两人开心地一笑。在旁拍摄的奥黛丽年轻、漂亮,充满了活力。在这位美女记者面前,周总理显得很放松。周总理的英俊神态被奥黛丽这位伟大的摄影记者抓拍到了,她一口气拍了几十张。这些照片冲印出来之后,奥黛丽拿给周总理看,周总理笑了,奥黛丽再次抓拍。这两次拍摄的照片,一张成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人像,另外一张后来被中国政府选定为周总理的遗像。


奥黛丽与父亲朗宁会见周总理


在宴会中,周总理高兴地对朗宁说:“你是第一位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来访,我一定要答谢你。”


“对我最好的答谢就是让我女儿高兴,送给她一件礼物。”朗宁说。朗宁大使不在乎自己得到什么礼物,更在乎自己的宝贝女儿得到什么礼物。


周总理问奥黛丽想要什么礼物。“我需要在中国的独家专访和独家报道。”她说。当时,奥黛丽除了给《纽约时报》做特约记者外,也同时在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拍照和写稿。那时候在《国家地理》杂志上发表照片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国家地理》杂志每月一期,只有那些能在全世界范围内最能抓住人们眼球的独家报道和图片才有可能被刊用。如果能登一张照片,稿费也是不菲的。


“我送你的礼物,就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文章。”周总理说。


“中国总理怎么能决定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刊登什么呢?”


“我是可以决定的。”周总理微笑说。奥黛丽听后非常不理解。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发掘西安兵马俑。周总理说:“你去趟西安吧。”奥黛丽到了西安,兵马俑大坑刚刚打开。她被特许进入发掘现场拍摄。结果,奥黛丽拍摄的照片作为《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刊登。全世界第一次知道西安发现了兵马俑。多年后,里根总统等很多国家领导人到西安去看兵马俑,主要是因为他们看了《国家地理》杂志上奥黛丽的图片和文字报道。


奥黛丽最想得到礼物就是在中国与自己的丈夫托平相会。作为美国记者,只有斯诺作为例外来过中国采访,因为斯诺本身是名进步记者。托平当时是《纽约时报》的主编,又是著名的美国记者,他只能在香港采访报道,无法来中国内地。奥黛丽暗示周总理,希望她丈夫能到中国来,一是和她团聚,二是跟丈夫一块儿报道中国,因为1949年之后美国主流媒体记者没有来中国采访报道过。


眼看着奥黛丽就要在中国过生日了,但是她在中国采访任务十分重要,她又不想走开。生日那天,奥黛丽正驱车返回酒店。在路上她得知周总理要请她吃饭。


周总理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奥黛丽的生日晚宴。晚宴开始后,周总理说:“我现在送你一个礼物。”晚宴的大门打开了,她的丈夫托平走了进来。


“我们觉得自己闯入了一个童话般的场景。”托平夫人回忆说。美国《新闻日报》出版商威廉·阿特伍德和他的妻子西姆、《华尔街日报》的罗伯特·基特利和他的妻子安妮也出席了宴会。“周总理与我们一一握了握手,领着我们走过一个漆屏,示意我们坐在一张圆桌旁,桌上摆着青花瓷、餐具卡、银质刀叉、象牙筷子和玻璃杯。桌子上摆着啤酒、葡萄酒和中国的茅台酒。“奥黛丽回忆说。


大家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后,周总理提议为越南和平干杯。


“你们都能喝茅台酒吗?”总理问。


“哦,是的。”托平说,“当中美贸易发展时,这可能是你们最成功的商品之一。”


总理笑着说:“但是,我们可能无法供应这么多茅台。”周恩来回忆说,红军长征时,经过一个小山谷,发现了茅台酒。“这是用高粱酿制的,山谷里的水特别适合酿制不上头的酒。但酒精的比例很高。如果你不相信,试着点燃一根火柴。”


周恩来对全体在座者说:“托平是我们进驻南京城的见证人。他在1949年4月亲眼目睹了新旧中国的改朝换代。”


托平与周总理握手


1971年周恩来跟这几个美国记者的会见和晚宴是几十年来他第一次正式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周总理对我们说,中国未来最大的挑战将是污染。周总理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台湾的基本政策,他首次向西方人表明,中国的意图是寻求和平,中国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吸引台湾回归中国。”托平回忆说。托平夫妇作为20世纪60年代屈指可数的能进入中国采访的西方记者(另一位是斯诺),还对许多中国领导人如邓小平、李先念等进行过采访。周总理为奥黛丽的著作《东方欲晓》签名并写道:“感谢你为中国所做的一切。”


托平来中国之后,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正面报道。美国记者从自己国内“联华抗苏”的战略利益出发,美国读者也是从本国的战略利益出发,那时候美国需要本国的民众对中国有好感,所以媒体不会妖魔化中国。


从徐州回到北京后,我邀请托平夫妇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跟托平一样,也是一名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记者和作家。抗战后期,在黄华的安排下,作为中外记者团成员访问延安,著有《延安通讯》。同样是在黄华的安排下,1946年11月,作为国际新闻社驻京的首席记者,托平赴延安采访。“我最早在北京与黄华交好是1946年我到达中国不久后的事情,那时他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军调部是由杜鲁门总统的特使乔治·马歇尔上将建立的调停机构,负责国共双方之间的军事调停,以避免毛泽东和蒋介石各自领导的军事力量之间爆发内战。1936年,经典著作《西行漫记》作者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时,黄华曾担任翻译,当时的延安还是中国西部被孤立的共产党基地。黄华十分信任我,1946年11月他安排我坐飞机去被蒋介石部队封锁包围的延安,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见面。当时,国民党的军队把延安封锁在一个山谷里。到了延安后,我被安排住进一个窑洞里,睡在一张木凳和木板支起来的草垫床上。延安跟北平完全不一样,在延安的街头,我看不到一个乞丐。”托平回忆说,“在沿街的小店铺前,我遇到的都是来自中国各地的热血沸腾的大学生。每天晚上,在星空下,大概2万多名住在窑洞里的大学生们拎着闪烁的煤油灯,满腔热情地走出窑洞,走到宝塔山下那些整洁的教室,参加政治会议,或是参加晚会,演唱革命歌曲。”


“我在延安采访了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我在杨家岭窑洞前的一棵大枣树下,坐在一个长木桌前,对刘少奇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采访。”托平说,“尽管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人民解放军,但是,延安让我看到了一个新中国即将诞生。我从延安回到北京后,乘坐一辆吉普车来到郊区的清华大学,采访了那里的师生。当时,清华的师生刚从昆明迁校回京。清华师生们的谈话让我更加坚信人民解放军不久将会解放整个大陆,为一个新中国奠定基础。”


那天晚上,乘车路过辉煌的鸟巢。托平说:“1946年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到处都是人力车和自行车,还有满身是尘土的骆驼商队和毛驴商队。当时,无法想象北京的街头会出现富丽堂皇的摩天大厦、数不清的高层公寓和时尚的购物中心。”


托平夫妇离开北京后,飞往敦煌采访。敦煌采访后,奥黛丽写了一篇有关敦煌的特稿,并配了几张图片,刊登在美国《世界政策》杂志上。我后来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这篇文章的。


四、“我们不相信香格里拉神话”


我第一次去托平夫妇的家是2011年,他已经90岁了。那年春天,托平夫妇听说我到了纽约,打电话约我去他们位于纽约市远郊的家吃晚饭。


“我可能要带好几个朋友去你家吃饭,可以吗?”我问。


“非常欢迎你的朋友们一块来我家吃饭。“托平说。


“我们怎么走才能找到你家呢?”我问。


“我们家在森林里。你们下了火车,得在森林小道里走大概几公里。”托平说。


“纽约天黑得早,你家又在森林里,我们会迷路的。”我说。


“没关系,我会安排两辆小车去火车站接你们。“托平说。


火车离开纽约中央火车站,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驶,到了纽约市郊的一个名叫斯卡斯代尔村的小车站停下。走出小站,来到森林旁的停车场,果然有两辆小汽车停在那里,一辆是由托平教授驾驶,另一辆是由他的夫人奥黛丽驾驶。


90岁的托平,85岁的奥黛丽双双站在纽约郊区的这个小火车站门口等我们。“你们老两口怎么活得这么精神啊,90岁还自己开车?您的眼神还好吗?”我问托平。“没关系,反正我已经结婚了。”托平说,“我用不着晚上出去约会了,所以眼神不好也没关系。”


“您为什么活得这么有朝气和活力?”我接着问。


“因为我是记者。”他说。


“记者就活得长?”


“记者是学到老、写到老、活到老。”


托平二层楼的家坐落在森林里。走进客厅好像进了一座东方珍宝博物馆。客厅的桌子上和书架上摆放着中国西藏和蒙古的佛像、西藏的祈祷角、尼泊尔的文殊菩萨铜像,墙上挂着中国的卷轴。为了迎接我们的到来,奥黛丽还特地把她父亲朗宁在中国当大使期间,徐悲鸿送给他的马的长卷画挂在墙上。“它不是一匹奔跑的马,而是一匹站着的老马,它是一匹退役的老马。这幅画是徐悲鸿1952年给我父亲切斯特·朗宁画的,可能是徐悲鸿画的最后一幅。”奥黛丽说。


夜幕降临,我站在托平家房子外边宽阔的阳台上,举起手中的红酒,与90岁高龄的托平教授干杯,祝他健康长寿。这时,奥黛丽告诉我们,两天前,他们的第七个外孙女降生了。“我现在整天忙着照看外孙女。”奥黛丽开心地说,“我女儿住所离这儿只有十五分钟的路程。昨天一天我都在照看小宝宝。”


提到她的女儿和小外孙女,奥黛丽说话的口气同任何中国祖母一样。人们也许不相信,她曾经是报道中国的最有名的外国记者之一。由于奥黛丽的父亲切斯特·朗宁在1949年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间的密切关系,奥黛丽同已故周恩来总理建立了不一般的深厚友谊,这段友谊可追溯到她父亲20世纪40年代在南京担任加拿大驻华大使时。


客厅墙上挂着奥黛丽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为周恩来总理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当时刊登在《生活》周刊、《新闻周刊》和《费加罗报》的封面或头版上。


《生活》《新闻周刊》封面上的周恩来总理


托平夫妇的爱情故事始于遥远的南京,当时奥黛丽正在南京读大学,而南京正处于内战的政治动荡中。七十年过去了,奥黛丽与托平不仅是恩爱夫妻,在新闻战线上更是罕见的亲密伙伴与战友。他们一起做过许多关于中国的报道。他们共同采写的最著名的作品之一就是《辉煌西藏》这本书。那时奥黛丽被中国领导人破例允许进入许多“外国人禁止进入”和“禁止拍照”的区域。20世纪70年代,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许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标志。


197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平定达赖武装叛乱20年后,这对夫妇首次进入西藏采访,托平时任《纽约时报》主编。


托平从拉萨向《纽约时报》发了好几篇有影响的专栏文章。在托平的西藏采访专栏中,他讲过同一位活佛一起喝茶的故事。托平写到,活佛们原来隐居在充满神秘色彩的寺庙里,经过坐床后被人们远距离地膜拜。达赖喇嘛出逃后,人们才有机会同活佛坐下来喝茶、聊天。托平还报道了拉萨一所使用现代西医和千年藏医结合治病的新医院。此外,托平报道了西藏人民为寻求美好生活而努力奋斗的故事。他写道“中央政府完全掌控西藏20年后,仍在努力提高西藏人民的生活水平,以使他们达到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西藏之行后,奥黛丽出版了大型画册《辉煌西藏》。


在西藏博物馆灯光幽暗的大厅里,奥黛丽看到了106座真人大小的泥雕,这些泥雕被称为“农奴的愤怒”。已知的最早访问过布达拉宫监狱的美国人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西奥斯·伯纳德(Theos Bernard)。他1939年参观布达拉宫后,在他的书《神的阁楼》里写道:“这座监狱让我想到专门为了捕捉吃人的狮子的牢笼,可怜兮兮的、日渐枯干的生命,被链子锁住的四肢在笼子里慢慢地挪动。我们跟一个关在这个牢里的可怜巴巴的家伙聊了起来。他五年前偷了几只漂亮的箱子,一直关到今天。不知何日才能被释放。”


但是,《辉煌西藏》是奥黛丽本人对西藏的解读。她在书中既展现了西藏农奴从高僧喇嘛的虐待中解放出来后扬眉吐气的形象,反映了1959年前饱受封建压迫的农奴的群雕图片,也对中国政府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批评。她指出20世纪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对寺庙及文物的严重破坏,也批评中国政府没有给新西藏充分的话语权。


奥黛丽的图片总是展现人性的积极面,这也反映出她乐观向上的人生观。“很多摄影记者都只注意照片的视觉震撼力,而我则更关注美和精神的价值。采访途中,我一直在不停地拍照片,但我尽量回避从政治角度去反映社会,而是更关注文化。我从不拍街头的乞丐。”奥德丽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


1980年,在一篇发表于《纽约时报》上的《辉煌西藏》的书评中,作者杰·马修斯写道:“西藏不是香格里拉,但它既展现了人类在精神领域可以企及的高度,也暴露了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精神如此堕落。在几乎遥不可及的喜马拉雅山北麓高原上,西藏人创造了他们独特的、充满艺术感的佛教,但这种宗教中的独裁、残酷和愚昧,在世界任何文化中也是首屈一指的。”《辉煌西藏》出版30年后,达赖喇嘛依然把1959年前的西藏描述成纯精神的王国,许多西方媒体、小说、电影也把旧西藏比喻成“香格里拉王国”。要想了解到真正的西藏,我们需要更多像托平夫妇这样的记者。


五、从义和团到新中国


我第二次去托平夫妇的家拜访二位老人是六年前。那天晚上,我们在他们家所在的镇上吃完晚饭,老两口让我去他们家再聊一会儿。91岁的托平一头白发,显得很随意。而奥黛丽是一位优雅的曾祖母,一头金色的卷发仍然是那么鲜亮。


走进托平家的客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尊周恩来铜像。周总理看上去神采奕奕。这个铜像正是以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设晚宴招待朗宁和他的女儿奥黛丽时,奥黛丽给周总理拍摄的那张照片为原型雕塑和再创造的。


奥黛丽第一次作为记者被派往中国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时美国政府禁止美国人到中国去。奥黛丽以加拿大家庭主妇的身份申请中国旅行签证,竟然获得了中国签证。“这让我大为震惊。”在中国,奥黛丽成了第一个报道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外国记者。她的专题摄影报道《红色中国之旅》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文章。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历史性访华前不久,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发表了奥黛丽采写的一篇36页的封面文章,题目是《回到变化中的中国》。


1966年,这对夫妇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出发,沿喀喇昆仑公路穿过喜马拉雅山,越过海拔1.5万英尺的红旗拉普山口。“我们一路上遇到过雪崩和滑坡。”奥黛丽说,“我们被直升机救起。我们在穿越通向阿富汗的开伯尔山口时,我要面对用枪指着我的士兵拍照。我在用一盒宝丽来为这些士兵拍了纪念照后,我们乘坐的卡车毫发无伤地疾驰而去。”奥黛丽他们的故事在1979年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


奥黛丽先后有16个特稿上了美国顶级期刊的封面,其中4个封面故事刊登在《纽约时报》杂志上。在过去79年里,奥黛丽拍摄了许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其中包括越南的保大皇帝,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伊朗国王巴列维,中国总理周恩来,苏联总理赫鲁晓夫,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老布什、克林顿,英国菲利普亲王和伊丽莎白女王,以及蒋介石。奥黛丽拍摄的许多令人惊叹的肖像出现在她的《中国使命:从中华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历史》一书中。这本书讲述了奥黛丽的传教士祖父母在中国大陆的故事、她父亲朗宁大使在中国的外交使命,以及她和托平担任记者的经历。


《中国使命:从中华帝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个人历史》(China Mission: A Personal History from the Last Imperial Dynasty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奥黛丽把一个沉重的纸箱子交给我。“这是我即将出版的回忆录《中国使命》手稿复印本。我送给你,让你先睹为快。”奥黛丽说,“这是上个世纪中国的故事”,“在那个世纪发生的几乎每一件重要事件,我们家都有一位成员在场。”这是一本写奥黛丽的家族与中国的故事,记述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整整一个世纪的故事。这本非同寻常的书,由奥黛丽家族三代人的日记、书信和照片汇编而成,为现代读者提供了一个罕见而非凡的视角,让他们得以一窥一个早已逝去的世界。


奥黛丽的祖父哈尔瓦·朗宁是路德教会的传教士。哈尔瓦和他的妹妹西娅、传教士同伴汉娜·罗雷姆1891年前往中国内地创办了教会学校。哈尔瓦和汉娜在中国结婚了,他们的儿子切斯特·朗宁1894年出生在湖北省。朗宁在中国生活了半辈子,从学生、教师到加拿大外交官。《中国使命》讲述了奥黛丽的个人历史、她的家族历史,特别是讲述了她和她的家庭亲眼目睹的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中国近现代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我的父母朗宁夫妇发现,19世纪末的中华帝国是一个处在变革尖端的国家,他们作为这些戏剧性事件的观察者和参与者被卷入其中。我父亲一家见证了1898年的义和团起义、随后的宫廷政变、八国联军对北京的包围、最后一位皇帝的退位,以及中国王朝制度的崩溃。我的家族在中国也经历了饥荒、出生和死亡——而与之对应的是歌曲、庆祝活动、友谊,以及我的家人对融入其中的中国文化的深切赞赏。”奥黛丽说。


“1899年是义和拳之年。那一年,我的父亲切斯特五岁。他还太小。但是我的祖父和祖母有着深刻的记忆。义和拳是从18世纪就开始存在的众多秘密组织之一,受到成千上万迷信的、被践踏的农民的支持。对于被逼迫到生存边缘的他们来说,这种组织是战斗的唯一希望。这些农民深深地扎根于他们的祖先赖以生存的土地。生活就意味着劳动、劳动以及更多的劳动。他们就像田里的庄稼和野草一样不可毁灭。这些衣着褴褛的高贵农民会定期起义,带着一个民族为正义而战的全部热情。这种冲动永远也不会死亡。革命在中国是一种人权,和人拥有吃饭、生存和爱的权利一样。在中国,只有一种方式能够直接表达,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改变政府。民主社会有选举,中国有革命。义和团只是这种沸腾的、永恒的骚动的一个片段,来源于极端的富裕与贫穷、饥饿、破坏和匮乏的双方间致命的隔阂。”奥黛丽说。


“当时,我的家族生活在底层群众对上层压迫和对‘洋鬼子’厌恶的夹缝之间。我的祖母汉娜说,中国人真正怨恨的是天主教徒,还有那些矿主和铁路工程师。那些天主教的传教士坐着华丽的轿子趾高气昂地在城里走,带着全套的轿夫、马上侍卫和随从,难怪中国人厌恶他们。他们甚至让人打着伞盖,帽子上戴着满族官员的顶珠。我祖父母住在湖北襄阳。襄阳天主教的主教每次进出教舍竟然都要求鸣礼炮。他们就像罗马派来的官员。”


奥黛丽的父亲朗宁大使十年前在中国出了一本书《朗宁回忆录——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他在序言中写道:“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进入这场宏伟迅疾的变革中心的人,人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这场变革经历了种种的衰落和苦难,使人民深刻地卷入,积极地参与,进入了一个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基本决定的社会。我的观点当然要受到自己在中国度过的漫长岁月的影响。我在中国一共度过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共是四个六年:儿童、少年、教师,最后是加拿大外交官。四个时期,每个阶段都恰好对应着革命发展的一个紧要关头,并给予回应。可那时的贫穷、疾病、营养不良、饥饿、剥削和冤屈太多,我从没想到还能见到一个能够正面打击这类邪恶的中国政府,我希望通过我的叙述做出一点贡献,让读者能更正确地理解今天的中国人民和这场正创造着一个新的中国的深刻革命变化。”


《朗宁回忆录——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


托平向我展示了他正在写的关于淮海战役的纪实文学和他2007年出版的另一部小说《北京书简》。他说:“除非你走在最前面,否则你不可能真实地讲述这个故事。我的许多记者同行在这些行动中丧生,或者在报道这些战斗时受伤。淮海之战是中国内战中最关键的一场战役,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最后胜利。我是战场上唯一的外国记者。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天的夜里我正好在解放军一边,听到了淮海战役的最后一声炮响。国民党在淮海战役的失败为毛泽东的军队夺取南京和中国大陆开辟了道路。淮海战役是中国内战的转折点。”


托平作为美联社记者以及后来的《纽约时报》记者,几乎走遍了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在这些旅程中,我印象最深刻,或许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发生在中国内战期间,当时蒋介石领导的美国支持的国民党军队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正在交战。我见证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一,其结果将深刻地重塑全球力量平衡,直到今天。”


“我的旅程始于1948年12月12日。我了解到,在我驻扎的南京以北的徐州附近,有100多万军队陷入了内战的决战。所以我决定走到共产党的后方采访毛,并报道这方面的情况。我在行李包里装上一台便携式打字机,开着我的吉普车来到长江上的码头。逃离战乱的难民紧紧抓住火车两侧。老人和背着婴儿的妇女被放在上面。国民党援军迅速登船。一些士兵响应我的请求,扶我上了一辆拥挤的车厢。我注意到他们装备着美国武器。一位和蔼的年轻军官递给我一碗撒了辣酱的冷米饭。我们靠着藏在车厢两侧的米袋度过了一个晚上,以便在埋伏着的共产党游击队的炮火中获得一些保护。蒸汽机车轰隆隆地向北驶往蚌埠,蚌埠靠近淮河,位于中国中部广阔的淮北平原的边缘。在那里,军队正在进行历史上被称为淮海之战的战斗。中国历史学家后来将其与美国内战的转折点葛底斯堡战役相提并论。淮海战役爆发后,解放军占领了蚌埠。我计划采访毛泽东。我曾在1946年访问过延安,那里是毛的总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都应该还记得我。1949年元旦,我跨过淮河,向北走到解放军的哨所。我向哨兵展示了自己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合影照片。我雇了两个农民帮我搬行李,过了桥,进入了无人地带,那里是强盗的地盘,我开始沿着铁轨走。国民党飞机嗡嗡地飞过,轰炸前进的解放军。大约五英里外,我们遇到了一个由四名身穿农民服装的男子控制的路障,他们用冲锋枪对着我们。当他们用手指按住扳机对我大喊大叫时,我雇的行李工喊道‘他是美国记者’。这让我松了一口气。”


“身穿制服的人从远处挡住了路障,我被解放军的民兵控制了。我被带走,穿过最近的一个战区,来到民兵指挥部。腐烂的士兵尸体仍然躺在田野里,或在战壕里被村里的狗和乌鸦啄过。我在一间棚屋里过夜,睡在一袋袋谷物上,我的羊毛军帽拉在脸上,老鼠在我身上窜来窜去。早上,我们走了一整天到另一个哨所。那里的指挥官很友好。他一边靠着营火,一边问了我一些关于在美国生活的问题。我听政委给士兵们讲课,他们唱着《向南京进军》。第二天一整天,我骑着马被带到一个位于战场边缘的指挥部。后来我了解到,逃离军事重镇徐州的国民党驻防部队被30万解放军士兵包围。我被带到了一间农舍,被看守在那里。整夜都在听炮声。当枪声停止时,我知道被包围的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打垮了。”


“我采访毛泽东的希望破灭了。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吴副政委走进茅屋对我说,‘我们要求你回去。这是一个战区。你继续下去不方便’。他没有透露我要求采访的消息是否已传到毛那里。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只说了句,‘马在等着’”。


“我在旧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的旅程就在那里结束了。我亲眼目睹了淮海战役的最后阶段,解放军消灭了55万国民党军队,自身损失了3万。这是蒋介石的‘滑铁卢’。当我骑上马时,吴副政委走到我身边,第一次用英语温和地说:“我希望再见到您。祝您旅途平安。”


多年后,托平在他写的《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一书的序言中写道:“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盼望着能再次见到那些熟悉的村庄,那些土坯瓦顶的小房,那些绿褐相间一直伸向天边的田野,以及那些处处显示出那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所迸发出来的势不可挡的能量的城市。我曾亲眼目睹了发生在那块土地上的革命——五亿人勇猛地挣脱了封建的桎梏;我曾跨过那片广袤平原上战争留下的具具尸体;我曾与幸存的农民士兵屈膝交谈过,记录下了他们的伤痛、悲愤和希望。为关注那场革命,我将自己全身心地融入了那种动荡、宣泄、残酷和狂喜之中。亲眼目睹了那个社会在失败与胜利交替时分的震荡、在变革初期的蹒跚,我产生了诸多的感悟;在梦幻和现实面前,我平添了几分粗略的理解和几分成熟。以后的经历——不论是去报道法属印度支那战争,还是被派驻伦敦、柏林、莫斯科,以及后来为我自己的同胞在越南揪心的日子里,都无法抹去我在中国的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六、与新闻学院师生的对话


2010年12月11日,我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老人生日过九不过十),在清华大学附近的文津酒店为托平举行了90岁的生日晚会,近百名师生和朋友挤满了酒店一层的图书茶座。见到这么多人来为他祝贺90岁的生日,托平很兴奋,但有点腼腆。


“在今天这样一个数字媒体时代,手机、短信、博客、微博称王的时代,读托平的书,让我们对传统的新闻和写作,充满了崇敬。收音机发明后,有人说,书报将会由此而消失;电视发明后,又有人说,收音机将会由此而消失;网络发明后,又有人说,电视将会由此而消失。托平的作品只会让你坚信,无论传播技术如何迅猛演变,最有生命力的是一个记者内心深处用文字记录真实故事的热烈欲望。这种用文字写作真实故事的热烈欲望将超越数字媒体带来的任何挑战,永世燃烧下去。托平夫妇热情为人、勤于思考、勤于写作、勤于采访、勤于倾听的精神是每一个好记者都应该具备的。”我在晚会开始时介绍说。


“从1946年我来中国当记者算起,我报道中国已经长达64个年头了。”托平说,“为什么中国对我来讲这样难舍难分?有三个原因:首先,我在中国遇见了奥黛丽;二是中国是我记者生涯的起点;三是在中国生活和工作,我对中国人民产生了极深的感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和我的夫人,专门从纽约飞到中国来庆祝我90岁的生日。我是在高中时,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史诗般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我那时的梦想就是到中国当记者。”托平说。


在回答学生提出的有关美国新闻理念是否适合中国这个问题时,这位美国新闻界教父式的人物说:“世界上不存在一个普世的新闻标准。任何一种新闻标准必须适应当地的国情。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中国必须发展一套适合自己的新闻标准。作为记者最重要的是要为人民服务,为你的国家效劳。除此之外,你必须具备新闻报道的激情,全身心地投入到新闻报道中。否则,你永远当不好记者。实践是新闻专业学生必需的,你要观察和记录你要写的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如果你不亲自采访,你就没有资格去写作。”


托平不仅这样教诲学生,他更是亲身力行。这年的中国之行,90岁的托平和他的夫人,像个热血青年,挤坐在飞机的经济舱里,或乘车在苏北、西南和西北采访观察。


作者李希光与托平夫妇在清华课堂上


托平夫人家族六代人都在中国生活过。他们在中国有做牧师的,有当老师的,有当记者的,也有经商的。奥黛丽望着报告厅里多数大学生是女孩子,她说:“1891年,我的爷爷在湖北襄樊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那个时候,中国的女子都裹着小脚。我奶奶经常在河边看到被溺死的女婴。而今天,中国学新闻的多半是女生。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


“由于战乱和社会动乱,我们的家人不断离开中国,又不断回到中国。1891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爷爷奶奶为逃命离开中国;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军阀混战,我全家再次逃命离开中国;上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中国,我全家再次逃离中国;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我全家再次离开中国。我们应该看到今天的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这么多年来,中国再也没有战乱了。这是要十分珍惜的。我们一家不断逃离中国,事后又回到这个国家,更加深了我们对中国的热爱。”奥黛丽说,“毛泽东对中国的最大贡献是,结束了中国的内乱,把中国大陆又重新统一起来,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奠定了基础。在美国,今天一些人,包括记者,不了解整个中国的历史。”


托平最后对学生们说:“中国大学新闻学院正面临着调整标准和课程设置的挑战,以适应中国向具有更广泛国际责任的世界强国的转变。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不仅要使中国人民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而且要教学生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的面貌和性质。我希望中国的新闻学院的学生毕业后能够报道和描绘一个日益复杂的世界,不仅具备新闻报道和编辑所需的技能,更重要的,还要具备道德准则,在新闻报道中坚持事实,避免表达个人意见,把评论写作与事实性新闻报道分开。”他建议学生向世界各地的记者学习,同时也敦促中国学生了解中国的媒体环境及其独特的特点和突出问题。“中国学生不应该简单地借鉴国外的标准,而是必须适应本国社会的历史、文化和特殊问题。”


在《来自冷战前线:一个美国记者的日记》一书的封底,南加州大学安那伯格新闻学院院长日内瓦·奥弗霍勒是这样评价托平夫妇的:他们“见证这么多改变世界的事件,认识这么多改变世界的人,对他们产生如此大的影响,我想没有记者能够再像西蒙·托平经历那么多的冒险。这是多么美好的人生啊!托平通过阅读埃德加·斯诺的书,爱上了新闻。他还爱上了奥黛丽。奥黛丽是一位大使的女儿,她美丽而聪明。”


作者李希光与托平教授在清华同台讲课


托平夫妇是一对永远走在路上和写在路上的记者。过去20年里,我与这对夫妇的见面和采访或者是在他们的旅途中,或者是在我的旅途中:在非洲内罗毕大草原、在徐州淮海战役旧战场、在重庆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的会址,以及在北京、华盛顿和纽约的多次相聚,回忆这些聚会,我不仅想起了托平夫妇充满乐趣和智慧的谈话,脑海里更多地浮起这样一幅画面:无论是盛宴、喝茶、闲聊,托平总是在倾听和记笔记,奥黛丽身挎着沉重的照相机,在旁边拍摄。我相信他们的采访写作旅行还没有结束,希望他们的故事也没有结束。



注  释:

①98岁的西蒙·托平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他还担任过《纽约时报》主编、哥伦比亚大学圣保罗讲席讲授、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委员会主席、普利策奖管委会主任、美国报纸总编辑协会主席。他先是在美联社当记者,后来在《纽约时报》担任驻莫斯科和东南亚地区的首席记者、国际主编、执行主编和主编等职务。2002年之前,他一直任哥伦比亚大学圣保罗国际新闻讲席教授,现在是名誉教授。1993年至2002年,他还担任普利策奖管委会主任。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报道世界各地包括中国革命的关键性历史事件。托平著有《来自冷战前线:一个美国记者的日记》,《在新旧中国间穿行》,《北京书简》(小说),《致命的十字路口》(小说)。他和他妻子的作品成了《纽约时报红色中国报道集》的重要篇章。奥黛丽·朗宁·托平是一位摄影记者、作家、自由撰稿人和纪录片制片人。她的一些文章和照片发表在《纽约时报》,《国家地理》,《外交事务》,《生活》,《时代》,《新闻周刊》,《地理》,《读者文摘》,《科学文摘》,《美国艺术》和《法国临时战略》上。她曾在印度支那、苏联、蒙古、南非、澳大利亚、巴基斯坦、不丹、中国和越南当记者。她写过六本书,包括《中国公社的一天》,《东方欲晓》,《辉煌西藏》,《查理的世界》等。本文是作者过去20多年间在中国、美国和非洲等地追随托平夫妇所做的十多次访谈笔记整理而成,很多是一手资料。

②Seymour Topping, On the Front lines of the Cold War, An American Correspondents Jounral from the Chinese Civili War to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Vietnam,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1.

③郭嘉(2016): 从徐州百年老店看近代徐州,《档案与建设》第10期,56—57+55页。

④这段回忆是托平夫妇在家里跟我聊天时的记录,当时老两口很轻松,讲这段故事时充满了浪漫和幽默。但是,托平2003年出版的《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中文版)是这样记录的:“1971年5月13日,我的妻子奥黛丽在随同她身为外交官的父亲访问中国一周后,从中国发来一封电报,写道:‘周恩来讲,你可以来中国看看。’中国总理让我和中国驻渥太华使馆的临时代办徐长富(音译)具体联系。我当时任《纽约时报》的副总编。自收到奥黛丽的电报后,我忍不住每天都给中国驻加拿大使馆打电话,而每次他们都说还没有收到北京的签证许可。我非常担心会出什么差错,使我不能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西蒙·托平著,原新牧译,《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⑤罗伯特·基特利2004年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最早的访问教授,在清华教书一年。

⑥Audrey Topping, Splendors of Tibet, SINO Publishing House, New York, 1980, P.72,

⑦Audrey Ronning Topping; Lawrence R. Sullivan (other), LSU Press; October 2013, China Mission。本书2013年10月由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出版。

⑧切斯特·朗宁著,孙法理译,朗宁回忆录——从义和团到人民共和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8年。

⑨西蒙·托平著,原新牧译,《在新旧中国间穿行》,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全球传媒学刊(ID:GlobalMediaJournal),作者:李希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原文刊载于《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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