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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的终场战事
2019-06-17 22:00

ofo的终场战事

本文来自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卫诗婕、戴敏洁、张炜铖,撰文:卫诗婕,编辑 :何瑫。封面:东方IC


ofo总部的会议室,以全球的地点命名,除了北京、纽约、圣何塞,还有斯瓦尔巴德、乌斯怀亚——世界最南端的小城。这背后蕴藏着ofo的愿景:“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如今的ofo已在破产边缘。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


从誓言改写全人类出行方式到濒临解体,从资本竞相追捧到避之唯恐不及,只是3年时间。这个时代擅长并渴望创造商业神话。神话瓦解的速度正如它崛起一样快。我们用过去6个月的时间试图解答,一个庞然大物为何倒下,最终发现,这个故事暗合了时代的某种情绪,聚集了人们的野心与欲望。它因狂热而生,也因狂热而死。

1. 戴威低下了头


2019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戴威走进北京金融街丽思卡尔顿酒店,早早地在这里等候程维——作为中国当下出行领域里的领军者,程维掌管下的滴滴同时也是ofo的最大股东。过去两年间,滴滴曾至少3次对ofo提出收购,但都在关键一步遭到戴威的否决。


今非昔比。窗外是北京的春天,原本是共享单车活跃的季节,街面上却再难找到ofo的影子。在寻求多方融资未果后,对戴威而言,眼前的困局或许只有滴滴能解开。


程维留给戴威的时间不多,一会儿在楼上还有个会议。酒店大堂里,当戴威提出请滴滴收购ofo的请求时——这次轮到程维说“不”了。这位久经战场的企业家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说自己“也没有太好的办法”。接下来的时间里,程维与戴威“展望了一下未来”,谈话便结束了。


这并不是程维第一次拒绝戴威。2018年7月,曾有媒体爆料滴滴即将收购ofo的消息,滴滴官方随即发布声明:滴滴不会收购ofo,将坚决支持ofo的独立运营——这在一些人看来正是在讽刺戴威,“那是他说过的原话”。


如今的ofo“对滴滴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多位采访对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一手创立ofo的戴威不愿交出公司的控制权——这使得ofo失去了原本发展的可能性,并一路滑向了深渊。



在这个初夏,ofo后台等待退还押金的人数仍有将近1600万。以每人99元或199元押金计算,待退押金规模在16亿元至32亿元。一名仍在职的员工表示,“这对ofo来说,是个‘不可能偿清的数字’”。 有用户表示,自己明明没有收到退款,原本界面的“退款中”却已更换为“充值押金”的提示,“仿佛我从没充过押金。”


据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6月12日发布的公开执行信息显示,因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已依法限制法人陈正江出境。这家公司正是ofo的运营主体。2018年10月29日,这家公司的法人由戴威变更为陈正江。


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局面之前,戴威并不是没有想过让步。私底下,戴威曾主动找程维洽谈过多次。ofo前高管王拓很多次听戴威提起过,滴滴每次开出的条件都太羞辱了,这导致谈话总是不欢而散。


“就是他跟程维的对话,永远都不是平等的。”戴威曾向王拓转述过这样一番对话,他问程维,滴滴是不是一家永不放弃的公司?如果滴滴是,那么ofo也是。王拓听后劝戴威,没必要置气,该服软就服软。“无论是年龄、经验、社会地位,包括他在社会上具有的Power,哪一项不比戴威强?所以不能以一个特别对等的心态去聊这个事情。” 


他尝试说服戴威,ofo在滴滴的规划里,可能就是一个事业部,这是迟早的结果。


戴威沉默。“他不吭声,一般他反对或者不认同的事,他就不吭声。” 


王拓与戴威年龄相仿,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类人。加入ofo之前,出生于西部省份普通家庭的他创过业,并按照他的计划把公司卖了出去。他自认奋斗打拼的目标很明确,就是实现财务自由,拿钱买更多的个人时间。“养猪不就是为了杀吗?每一头猪被杀掉之后,养猪场老板他会哭吗?因为出发的时候你已经想好目的了。就是猪养大,然后杀了,卖了,赚钱。”因此,当2017年9月,来自滴滴的高管空降ofo时,王拓几乎是带着迎接的心态,“把滴滴看作自己的未来老板”。 


戴威并不这么想。父亲是国企总裁,母亲是教师,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在校时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这样的出身,让他对物质的追求并不强烈。即使在ofo估值数十亿美元的时候,戴威出门最常吃的餐厅还是麦当劳和吉野家。他曾不止一次对ofo的联合创始人们表示,“经历比钱更重要”。


戴威曾将程维视作老师。一位负责投资关系维护的员工记得,刚入职时,她曾问戴威,有哪些投资人需要重点沟通?戴威给出了4个人的名字:徐小平、张颖、朱啸虎、王刚。“然后我说,那程维呢?他说程维我自己跟他电话打得比较多,有些东西我得跟他商量商量。” 


但随着时间推移,戴威对程维的心态开始变化。有段时间,ofo的高层员工频繁地听见戴威讲述阿里的故事。敏感的员工意识到,事情发生了一些微妙的转变:半年前,戴威还总是在谈话间引用滴滴与程维的故事,如今阿里与蔡崇信取代了前者。“戴威很早就表达过类似的意思——滴滴终究还是靠不住,如果能抱上阿里的大腿就好了。”上述员工说。



富有经验的创业者们会从今日的中国商业环境中悟出一个基本常识:一般情况下,不要同时接受来自腾讯、阿里或百度其中两家(或以上)的投资。而戴威先后让腾讯系的滴滴与阿里系的蚂蚁金服坐上了ofo董事会的重要席位——至少在今天,一切商业故事背后都是资本故事——违背常识是危险的。


今今乐道读书会创始合伙人、前《中国企业家》执行总编辑何伊凡,将戴威与ofo的关系比作一个8岁的孩子去举100斤重的东西——“这100斤主要来自哪儿呢,主要来自它需要处理的复杂关系。因为资本是这样的,一步错,步步错,如果你早期(拿钱)的时候,一些最基本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到后期你一定会付出非常沉痛的代价。” 


2017年10月,滴滴空降ofo的高管南山认为ofo在支付宝的入口无法导流,做主在微信上开通了小程序——由此引发了蚂蚁金服的不满。


“支付宝的人就开始给戴威打电话,(问)什么情况。”据知情人士透露,支付宝方要求ofo撤下微信小程序,并示意戴威赶走滴滴:“阿里的人就和戴威说,把滴滴的人弄走,我们就投钱进来。” 


这场矛盾以小程序下线、滴滴高管全体离职告终,敏感的投资人们从中嗅到了火药味。2018年初,ofo的早期投资人李立收到一封邮件,心情“彻底无语了”。邮件中告知:ofo早期股东朱啸虎已将手上股份及一票否决权转让给阿里,包括李立在内的所有投资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阿里将有能力在ofo的重大决策上与滴滴分庭抗礼,而两者的阵营决定了谁都不会允许对方成为最后的赢家。“阿里入局的那一刻,这个事情就没法做了。我们都看到了结局。” 


很久之后的一次谈话中,李立听戴威亲口总结了一番感悟:“当大佬对你很热情的时候,你可能真的觉得自己很牛逼,大佬给你的许诺你都会相信。但这事难是难在什么地方呢,当大佬翻脸的时候你是找不到他人的。” 


李立认为,对于戴威而言,这是一个几十亿美元的教训。“所以比你高级的人,就不要以为你能和他一起玩儿,玩不到一起去的,只有他玩你的份儿。” 


讲这番话时,李立要求我关闭手机录音。当我拒绝之后,他有些生气。“我这么说吧,你在一定程度上跟戴威挺像的。”在他的逻辑里,我和戴威都没有搞清楚一件事:事情能否做成,主导权并不在自己手里,而是在那些掌握资源的人手里。


“让你意识到这件事很简单,但要戴威意识到很难。” 


王拓曾经问过ofo联合创始人杨品杰,ofo走到今天,主要是靠什么。“品杰认识得很清楚,跟我的认知是一样的,就是资本嘛。那你说ofo现在是因为你管理的好?还是因为你发明了这个事情?都不是,就是资本嘛。” 


当他把同样的问题抛给戴威时,戴威选择了沉默。


2. “你只管争第一”


我再见到联合创始人于信是在这个春天,距离ofo总部被千名退押用户包围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天。第一次见面时,他正为退押的事忙得焦头烂额,桌上叠放着他的两只手机,其中一只专门用来监测ofo退押后台的情况,于信为此专门注册了一个用户号,充了199元押金。


“每个月、每一天都有人传说我们要死了,可我们还活着。”于信说。


在“被人摁在地上打了两年后”,于信总结ofo的历程,认为创始团队学到了很多:“想两年还想不明白吗?那可不就想明白了嘛。”他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微妙的转变:前几次见面,他偶尔还会流露出委屈的情绪,诉说投资人曾拿了ofo的数据转身就给竞争对手。这一次,他告诉我,他们开始理解投资人了。


在创投圈活跃着的社群里,有人把ofo称为“史上最大的灾难性投资”。多家投资机构曾把ofo作为经典案例放在公司网页里、印在品牌宣传的海报上,在各种投资论坛上引以为豪。但现在,他们对ofo闭口不提。


在一位投资界人士眼中,这样的态度太正常了。“谁愿意去跟别人谈论自己的笑话呢?尤其是自认为聪明的人。” 


戴威领着于信及几个联合创始人也开过很多次复盘会,但每一次复盘的结论都是:如果重来一次,ofo还是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归根到底是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并不成立。”于信说。生意不赚钱,投资就总有停下来的那一刻。


我问他,那当时为什么有那么多投资人争先恐后地投?于信愣了一下,没有回答。


投资人们今天很难承认,在2016年至2017年的那三百多个日夜,他们在那场火热的共享单车投资战中,存在着某些微妙的反常。


史少辰做企业公关多年,第一次遇到这样激动人心的工作:大消息一个接着一个。有时一天能公布两轮融资——这样的融资速度是中国创业史上前所未见的。2016年9月到2017年7月,ofo完成共计5轮融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


“没有办法,大家就在那个时间点看到了信心。”摩拜投资人江渝回顾起2016年的夏天,创投圈被摩拜与ofo的项目激起了久违的热情——数不清的投资人在那阵子遭遇着失眠:在上一轮资本寒冬中,他们手头积累起大量资金,急需一个优质标的。因此,当投资人们看见北京、上海的街头开始出现大量的共享单车,内心产生了一种由衷的兴奋:“看到了那么多用户buy-in这个business model,大家都觉得那我要实现快速的增长。” 


用户增长很重要,许多决定出自本能而非理性的计算。随着滴滴、腾讯两大巨头的加入,市场被迅速分为两个阵营:摩拜与ofo的战争一触即发。“你不增长,对手就增长。对手增长,意味着对手将把份额吃掉,对手就能把你打死。”江渝说,“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较劲的过程。” 


2016年11月17日,ofo在751艺术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走出校园,进军城市。这是竞争对手摩拜刺激下的结果,一些ofo早期重要资方曾私下表示对城市运营毫无兴趣,但却在新形势下改变主意,甚至重金加注。属于摩拜和ofo的战争正式打响了。而某些细节已经呈现出这场战争的火药味:发布会前夜的凌晨3点,ofo工作群里突然传来现场照片,摩拜的车将ofo的场地整个包围了。


强竞争使得一些擦枪走火的事不时发生。在上海,ofo运维人员徐师傅在与摩拜方的搏斗中头破血流。在北京,一个区域主管不得不频繁去派出所“捞人”,最多时一星期去了4次。


2017年4月,戴威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和当时的摩拜首席执行官王晓峰住在同一个酒店。前往会议地点的路上,戴威看到王晓峰从远处迎面走来。随行人员劝他避一下,避免被媒体拍到做出各种解读。戴威的反应是,没事,这个是正常的。他主动迎面向前,准备和王晓峰打招呼。但王晓峰掏出手机放在耳边,转身走了。


这是两个阵营的对垒,不只是戴威与王晓峰、ofo与摩拜,还有背后投下数百亿资金的投资方。市面上排得上号的投资机构,几乎悉数入局。“没有人能确定自己一定会赢。”江渝搅动着面前的拿铁,承认在战争最热时感到害怕,“就看满大街ofo的车乌泱乌泱的,心也慌啊。” 



一家知名投行的财务顾问分析,挑动投资人斗志的因素里,既有利,也有名;既有高回报的诱惑,也有不甘人后的焦虑。“在那以前,还没有一个案子可以划分投资圈的三六九等。ofo和摩拜出现后,就有了。大家都想挤进去,你挤不进去,你就知道你不是(一流)。” 


那阵子,戴威一天会接到好几个投资人的电话,其中不乏各大投资机构的掌门人——一个普通创业者并不会有这样的待遇,这同时也意味着压力/“一有什么负面消息他们就在微信上扔给戴威,搞得他压力很大。”负责投资关系的程凌睿说。


一次偶然,戴威发现投资人对于数据新闻非常满意。他对程凌睿说:“挺好的,投资人爱看这些。”为了取悦投资人,戴威与公关团队琢磨出一个一举多得的计策——与第三方数据公司合作,买断数据的披露权,选择对ofo有利的数据发布。


漂亮的数据带给投资人们更大的信心,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更渴望胜利了——“只管争第一,钱不用操心”的口号,回响在ofo每个员工的耳边。有人形容当时的感受:“就像一个没钱的人彩票中了五百万,不但中了,还要求你两天就得把这些钱都花掉。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花,但你就是得花掉。就那种感觉,你懂吧?” 


2016年12月,ofo搬入理想国际大厦,中关村一带租金最高的写字楼。10层、11层、15层、20层,不到半年,ofo租下了4层楼,黄色logo高高竖立在楼顶。戴威亲自下令,按照Google的标准来设计装修位于20层的食堂,“为了网罗最优秀的人才”。办公桌椅2000块一套,连马桶都是电动加热的。程凌睿的第一反应是,绝不能带投资人来上厕所。


于信当时分管海外业务,2017年1月到5月,他在全球飞了20万公里后收到了回国的指令,让他解决管理半径的问题——他在国外期间,公司人数从800人涨到了3000人。


钉钉群声声作响,每天都有新人涌入。王拓进入ofo前,戴威在面试时告诉他,我们要进入城市了。王拓问,那你打算怎么做?戴威说,不知道,所以就找你们来帮我去搞。戴威又问他薪水,他报了一个虚高的值,想探探戴威的底。他没想到,戴威一口就答应了。


“就好比你是一个小孩,我说这个奶茶30块钱卖给你,你可能就买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个奶茶在整个社会上的行情值多少。”王拓事后分析,戴威有可能是过于年轻,不清楚行情。他最终在摩拜和ofo抛出的橄榄枝中选择了后者,因为相对于精明老到的王晓峰,年轻的戴威也许会更需要他。


急速扩张中,一些置身于浪潮中的年轻人真诚地相信,自己已经成为了曾经渴望成为的那一类人。我的朋友F提到一位在摩拜工作的朋友A。A工作不到一年,每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不断飞跃的消费和流行又张扬的生活方式。先是在国贸77楼的云酷酒吧请客,后来谈论与某某名人的见面,五一假期,朋友问他如何度假,他说要去一个美国的山谷里,那里没有手机信号,能彻底放松。


“如果不是在一个高速发展的行业里,一个工作一年的新人不可能这样。”F感慨道。


激昂的气氛中,也有隐隐感到不安的人。


从事亚太区海外业务推广工作的何欢明显感到,ofo内部的管理完全跟不上它膨胀的速度。入职第一个月,何欢便得知,ofo曾在新加坡一次性投放了7000辆车,24小时之内,4000辆不见了。那时ofo还在使用机械锁,车没法追回。这件事很久以后才被北京总部获悉,当时的负责人将事情按了下来。而总部原计划在日本市场投放8000辆车,因为当地政策限制,只投出100辆,其余7900辆车只能在仓库放着。


在国内,ofo花费数千万请鹿晗代言。在海外,团队花几千万美元在Facebook、App Store上买流量,但方式粗放。一个令何欢哭笑不得的例子是,一次,在新加坡投放Facebook时需要一张海报,总部给来的素材是一个黑人骑着单车,天空中飘着雪花。“这跟新加坡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谁会点进去看啊?” 


“最大的危机是每一个策略都很短期。”开拓中国香港市场时,上司否决了何欢从一开始就付费的方案,理由是先把订单量冲上去最重要。


吴昊先后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做过产品经理和公关,来到ofo不久后,他就理解了为什么投资人总对戴威说,“你只管跑到第一,一定要成为第一”。


“很多资本以为的打法是,(共享单车)市场会出现一个小滴滴,所以试图用滴滴、快的、优步的那一套去复制战局。”起初吴昊也坚信这一套逻辑,慢慢地他产生了怀疑,“快车的入口在线上,共享单车的入口在线下,而且铺车单均成本那么低,竞争对手真的消灭得完吗?怎么能垄断呢?” 


私下里,吴昊把这种疑问和一些相熟的同事讨论过,很少有人认真地和他探讨。在高速前进的列车上,没有人会喊停,或许也没人有能力喊停。最后,他沉默了。“这个动态博弈的过程当中,大家对于战争的这种不理性和疯狂是互为作用的。”


3. “这种人不投,我投谁”


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曾公开表示,ofo的项目其实真格是看不懂的,但他投人不投事。“首先,戴威是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其次,他毕业后去贵州支教。学生会主席,这意味着他有领导力。去支教,意味着他有理想。这种人我不投,我投谁?” 


至于戴威做的是ofo,还是ofa,徐小平说,不介意。


更多人也被戴威的个人魅力感召。程凌睿第一次和戴威交谈,就做出了加入ofo的决定。在创业圈多年,她见过太多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创业演员”,她断定戴威和这些人不同,一心想做成事。“戴威在讲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的时候,他是真心在相信这个事情,这是他的一个理想。并且他把这个理想的这种热情传播得很到位,所以当时我会感觉到被他的那个passion打动。”


那时的戴威习惯哼着歌上班,最爱赵雷的《我们的时光》。公司的企业文化被总结为3点:骑车、喝酒、发红包。戴威身先士卒,常常喝醉。于信则是最爱发红包的人,当时有个规矩,开会迟到一分钟罚100块钱,一次,于信因为处理其他工作迟到了67分钟,二话不说,在群里发了6700块。


史少辰此前在百度和二手车电商工作,来ofo很久后才适应了“哥文化”,只要是男的,相互都叫“×哥”。“以前那些公司,要么叫英文名,要么叫人title,哪有逢人就叫哥的,是吧?”同样毕业于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一位戴威的师弟在第一次听到这些细节时脱口而出,“这真像北大学生会啊。” 


相较于公司氛围的年轻化,戴威却呈现出一种超越年龄的沉稳。程凌睿最初觉得,这种情绪控制能力在20多岁的男性中非常少见,“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会说,嗯,好的,我明白。他要是稍微显得有点儿激动,那他其实已经非常生气了。” 


不止一位采访对象提到,戴威听到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声音,极少与人争论,应对方式往往是沉默,也正是这种沉稳的气质吸引了不少投资人。


或者也可以说,这种气质迷惑了他们——一些投资人后来发现,戴威表面沉稳、内敛的气质很好地掩饰了他的倔强。


2018年一个下午,海淀区一家茶楼的包间内,戴威将其余几位联合创始人聚集在一起,商讨是否要接受滴滴的收购。有联创表示想退出,有人态度左右摇摆,例如于信。他的父亲,甚至包括他父亲的朋友,都劝他赶紧出手。有联创提出隐忧,按照ofo目前的运营状况,再撑下去不知该如何收场。


这场闭门会议之前,李立找创始团队吃了一顿饭。饭桌上,他用了很长的时间分析,为什么事情的复杂程度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卖掉ofo是唯一的出路。事后回忆起来,他觉得有几位联合创始人更倾向于卖掉,因为那顿饭除了讨论要不要卖,另一个话题是,卖了钱后干些什么。


但戴威最终做出的决定和他的预期相悖。在很多次类似卖或不卖的争论里,戴威的想法都没有动摇过。“他就表现出来一个非常明显的观点,他认为经历比财富重要。这实在太明显了。”于信说。


许多人感到无奈甚至愤怒的原因,是他们觉得在戴威眼中,实现个人意志的优先级高于实现ofo整个团队的利益。


“表面温和,心住猛虎。”王拓用8个字形容戴威的个性。戴威喜欢和同事们踢足球,在王拓眼中,那是戴威的深层人格得以显露的时刻。他觉得戴威非常好胜,只要戴威一来,大家就踢得很紧张。“踢球其实是一个团队协作,并不能突出某一个人,对吧?但是他总希望觉得‘我就是这个球队最重要的人’。” 


根据多位ofo高管提供的信息,在2017年末,滴滴和软银方面提出投资条件,软银投资18亿美元,由程维担任董事长,戴威退出董事会。这个方案最终被戴威否决。



同在共享单车的战场上,摩拜单车创始人胡玮炜也曾面临过类似的局面。那时的摩拜也深陷巨额亏损与押金漏洞。在与资本的角力中,她最终选择接受美团的收购,2018年4月,摩拜单车以27亿美元的价格被美团全资收购,胡玮炜也在不久后辞去了摩拜CEO,与自己创立的公司挥手作别。


《创业邦》董事总经理马钺曾与胡玮炜有过一次交谈,他提起一家摩拜的投资机构,问胡玮炜,他们是不是跟你们特别契合?胡玮炜笑着说,他确实特别爱我们,但爱跟把钱掏出来,是两回事。离开摩拜之后,胡玮炜讲过一句广为流传的话:“资本是助推你的,最后你都还得还回去。” 


但戴威显露出与胡玮炜不同的状态。时间久了,程凌睿对于戴威平稳内敛的性格,不再简单理解为是“老谋深算”。相反地,她从戴威的内心读出了几分单纯。“他脑子里面想的,也是非常清晰和简单的。很理性,很有逻辑,但是不复杂。戴威就天生不是一个适合给别人打鸡血的人。他太平和了,我觉得他就是那种一辈子过得很顺的人,对吧?这种没有受过特别大挫折的人,他怎么给别人洗脑呢?” 


何伊凡曾与戴威进行过一次对话。采访中,他请戴威给读者白菜网送65元彩金一本书,戴威的答案是《腾讯传》。一个多月前,ofo刚刚拿到阿里巴巴领投的超7亿美元的E轮投资。ofo的公关人员提醒说,这不合适,换一本。戴威腼腆地笑了笑,给出了另一个答案——《哈利波特》。“爱与情感,是可以战胜一切的力量。” 


但情势比戴威预想的要复杂,程凌睿形容那种感觉“很诡异”:一些核心机密上午刚在董事会通过,直属领导叮嘱她不要外泄,下午消息就见报了。“真的就像那个《楚门的世界》你知道吗,很多机密半天之后就见报了,也不知道谁说的。如果说只是发生一次、两次就算了,你后来发现,简直就是个现场直播。” 


在复杂的局面中,很多同事发现,戴威变了。他不再定期组织高管会议。与此同时,他的体重至少增加了30斤。更隐性也更令人在意的变化是,他似乎很难像以前那样信任身边的人。高管们发现一个现象,同一件事,戴威会分别跟三个人聊,所说的具体内容,是三种不同的版本。而这三人都不敢确定,究竟哪一个版本才是真的。


2017年的尾声,投资人们已从疯狂的战争中冷静下来。那个冬天,ofo与摩拜双方的投资人在私下频繁会面,希望推动二者合并。一位接近戴威的人士说,年末的合并案上,投资人朱啸虎最后一次将戴威留在会议室里,“苦口婆心地劝他‘合并吧’,戴威不肯,朱啸虎急了,说了句你傻×吗,或是类似的话,戴威拍桌离去。”。一个月之后,朱啸虎将手中股份转让给阿里,套现离场。


与朱啸虎闹翻的第二天,戴威在网易创业者大会喊出了一句被媒体广泛引用的话:“请资本尊重创业者的梦想。”那时的戴威坚信共享单车是政府双创经济的成果,更坚信ofo能获得巨额的融资是因为ofo本身,而非其他。他正尝试着寻求国资的帮助,据身边人透露,某国资银行的高层曾表达过对ofo的兴趣,这令戴威非常乐观,他对下属说,“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于信在一次采访中的表态佐证了某种野心。他与戴威认为,ofo原本具有颠覆滴滴的某种可能性。“否则程维当初为什么说要做董事长,是因为感受到了ofo的威胁。” 


一位聚焦出行领域的投资人对这种说法感到好笑,他做了一个推算:共享单车市场的估值也就30亿美元封顶了,“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生意”。


李立认为,这是环境带给人的迷惑性。“在一个急速发展的环境里,人容易搞不清自己的位置是由于自己真的很牛逼,还是由于别的。就像你如果从来没有见过电梯这种东西,我带你去坐电梯,你在里边跳了跳,后来你就升到60层了。你可能认为你的跳导致了你到了60层。然后你出了门以后继续跳,你可能发现去不了那儿。在那个时候,人很容易迷失吧。” 


4. 代价


2018年5月的一天下午,戴威站在那个参照Google标准装修的食堂里,发布了名为“Victory Day”的计划。


面对在场的一百多人,他提起电影《至暗时刻》。他把ofo比作二战时战火飘摇的英国,而他要像丘吉尔一样,永不放弃,保持独立,战斗到为ofo赚到1元利润。“如果不愿意战斗到最后,现在就可以退出!” 


那个计划的核心,是全力出售广告位。为了找到广告客户,ofo实行团队内部“全员B2B”计划,鼓励所有岗位人员去找广告合作。不久之后,用户们发现,在用App扫码开车时,会弹出一个5秒钟的短视频广告。ofo B2B业务负责人邵毅说,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是ofo独有的创新,竞争对手摩拜与哈罗单车都未开始尝试。


问他为什么别家不做,他笑了笑:“我觉得原因还是因为我们求生欲要强一点儿。” 


邵毅所带领的商业化小组从最初的4个人变成如今80人的B2B事业部,承担着为ofo造血的重担,截至2018年6月,已经为公司创收了1个亿。但这相对于ofo的债务而言,还是杯水车薪。12月的午后,阳光洒进咖啡厅的玻璃窗,邵毅问我有没有感觉到气温回升了,没等我回答他就说道,“只要天气回暖,订单量,包括广告业务肯定是会回暖的,这个毋庸置疑。”但3个月过去,春天到来时,在北京的街面依然很难找到ofo的影子。


戴威发表演讲时,梁铮当时就坐在距离他两个座位的地方,当他听见戴威说出“坚持下去,为欠下的每一分钱负责”时,一股热血涌上脑门,他感到自己的心跳都加快了。他坚信眼下的难关只是暂时的,ofo一定会迎来最终的胜利。


采访时,负责北京二环内运营的他兴致勃勃地向我回忆起2017年国庆——正是单车大战最胶着的时候,在清车时,他站在一辆三轮板车上“巡视”长安街的情景:为了观看国庆的升旗仪式,十万多辆小黄车从北京的四面八方涌向地图上最核心的位置。“长安街的护栏有多长,共享单车就能码多长。” 



关于那一年,这个36岁的男人最深刻的记忆之一是,疯狂买面膜。因为天天在户外暴晒,黑到自己都接受不了。他瘦了12斤,却感到“浑身是劲”。他住在工体附近,有时从工体先去崇文门,再去天坛,再去双井,再去通州,从通州回到工体时已是凌晨4点多,天已蒙蒙亮。他又开车到天通苑接了最后一批车。


梁铮说,这种情况很多人都有。“其实我可以把这责任推卸给别人,到你的区你要接车。但是在那个时间段夜里已经3点钟了,没有必要把别人再吵起来。我一个人能把你十个人的活干完,那我何必再麻烦你?” 


一幅黑色背景的丘吉尔画像挂在ofo的办公室里,上面写着他的名言:“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 


梁铮并不知道,戴威在公司做演讲的那一刻,也正是他真正意识到,ofo已经陷入绝境的时刻。“他真正慌了是在5月。”一名接近戴威的人士回忆,预期的国资并没有到来,戴威遍寻资方,没有任何收获。


2018年8月,第一阵秋风吹来之前,王拓辞职了。他说,ofo承诺给他的赔偿款还没有付,但他也不打算要回来了。比起个人损失,他更为戴威的失败感到惋惜。在他眼中,这是一出将个人意志置于他人代价之上而导致的败局。“作为一名CEO,他应该先对员工、投资人负责,再考虑自己和愿景,以及社会责任。” 


的确,有一些人所付出的代价,并没有被人们看到。在顺义的一处维修仓库内,一些ofo的维修工人仍在坚持。没有人告诉他们ofo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但是工作的变化会告诉他们。工资拖欠了,运送损坏单车的厢式货车公司与ofo解约了,工人们不得不每天早上6点出发,倒3趟地铁、2趟公交去市区的临时维修点修车。维修站的站长卖起了废品,几个月前他被告知,废弃零件、纸箱等废品不用上报了,卖来的钱可以用来支付仓库的水电费。


一家曾出资为ofo拍摄创业纪录片的投资机构在2018年“被整个创投圈群嘲”,并因为ofo的亏损影响了当年的募资。去年11月,我在一个社交场合见到了它的掌门人,一个在创业者间有着不错口碑的知名投资人,见到我时他的态度相当有礼貌,但当我向他提出聊一聊ofo的请求时,他用简短的言语拒绝了我,并转身离开。


有采访对象说,戴威付出最大的代价并非利益方面,而是“他消耗了别人的信任”。2019年1月,ofo联合创始人薛鼎和张巳丁离开ofo。知情人说,ofo的现任法人陈正江,也因被限制消费影响了婚事,“岳父不同意了。” 


一位中部省份的市场公关人员将在ofo的经历视为职业生涯的污点。他在新公司遭遇了同事的“有色眼镜”,“(对方说)你们ofo管理那么混乱,你们的工作能力是不是也不行?”


吴昊后来试图去理解这种代价:离开ofo后,他曾代表新东家去北大做校招,听着校方暖场时介绍了一连串政商界的名流,清一色都是北大校友。吴昊突然觉得,名校出身的年轻人对于未来的构想是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戴威的生活环境和他接触的圈层,决定了他天然地会相信这个事情,他会相信我可以改变世界,我必须要去做一个改变世界的事。” 


2019年2月28日的傍晚,戴威打开手机,看到同事发来的微信。正在出差的他在酒店大堂站了10分钟。那是ofo公号当天推送的漫画:《你为什么还留在ofo》。


“已泪奔。”“加个音乐估计就哭出声了。”戴威回复。


谈起仍然留在ofo的人们,于信讲起一个故事。去年12月底那场线下退押危机里,潮水般的人群从后楼梯涌了上来,试图闯进公司后门。ofo的一位女员工走出楼梯间将门合上,将人群挡在了外面。“那个画面让我想到了《琅琊榜》里,将军一个人守着城门,特别让我感动。”于信说。


他没有看到的是,在那扇合上的门背后,那个女孩被情绪激动的用户扇了一记耳光。


5. 单车坟场的“哭泣”


按照新媒体时代的热点更替速度,不用太久,人们就会将这场疯狂的战争抛诸脑后。一位资深的投资人对我说,共享单车这样的案子不过是货币超发时期的时代产物而已,“资本有信心时就会催生出强竞争”。更重要的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亏钱本就是投资的一部分


但吴国勇记录下了这一切,为那些烧掉的资本留下了遗照。在他拍摄的新闻图片里,上万辆共享单车被叠放在一起,像一座座小山,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他给这样的景象起了一个名字:共享单车坟场。



影像之外,他还录下单车坟场的“哭泣”。


在广州天河的一处单车坟场,吴国勇正在拍摄,突然听见“嘀嘀嘀”的声响,吴国勇愣了一会儿才发觉这是电子锁故障的声音,“如果只是一两声,像蝉鸣一样,也还好,但那是此起彼伏,若隐若现的,像潮水一样冲击着你的耳朵。”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时,吴国勇觉得十分瘆人,这使得“坟场”这样的比喻更为贴切了:“这些被暴力清缴的共享单车是有生命的,它们在用这种鸣叫诉说着什么。” 


共享单车的过度投放一度影响了城市路面的规范。在2017年10月政府颁发禁投令之前,各家企业对政府的规劝大多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永安行前北京城市经理刘松源列举了在北京各家企业的投放量:小蓝,24万辆;摩拜,80万辆;第一名ofo,顶得上其余各家的总和,110万辆。


政府对此的应对是,委托第三方公司将超量投放的共享单车集中清缴至临时堆放点,然后通知各企业去接受处理,希望由运营商支付一些罚款以覆盖清车所产生的成本——这是单车坟场最初的雏形


“但很少有企业真的去‘赎车’。”刘松源说,“太贵了,一辆车的罚金比他们的造车成本都贵。” 


吴国勇尝试在多个城市寻找单车坟场,起初只是出于一个摄影师的本能,被成千上万辆单车堆叠的视觉效果刺激,慢慢地,他发现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


一次在厦门,看场人员逮住了他并报了警,在留置了几个小时后,当着警察的面,吴国勇只好删除照片才脱了身。那位年轻的城管员斥责他:“鼓浪屿那么美你不去拍,你跑这里拍你有什么企图!”吴国勇感到奇怪,不明白城管员为何那么紧张,与此同时他也发现,共享单车坟场大多隐身于市区的偏僻之地,并设有专职人员看守。


吴国勇想走城管的路子来了解单车坟场的诞生,因为经常为政府城管部门拍宣传片,他自认为“有些关系”,没想到被拒绝了——城管“很冷漠地”对他说,“没人请你拍就不要拍喽”


在很多单车坟场,吴国勇都看见了绿色、黑色的纱网,罩在成堆的单车上。“刚开始我好奇这些纱网有什么作用,防尘?防雨?显然都不是。唯一的解释,就是防看。” 


6. “梦醒了”


战争结束得非常突然——2018年4月,摩拜被美团全资收购。


“很遗憾。”消息公布的当天,戴威在员工群里说道,“现在只剩下我们了。” 


“如果说一开始我们还有参与,后来就不是我们的游戏了。”熊猫资本的方一涵说。摩拜卖身美团的决策是私下进行的,“只有极少数极少数对这个事情有决定权的人才知道”,大多数股东都是在最后一刻才被告知。



熊猫资本的李论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方一涵记得老板的反应,“是空落落的”。那种失落源自一场战争突然结束,让人无所适从。更重要的是,对于像熊猫这样的中小基金而言,不知道下一个像ofo这样万众瞩目的案子何时才能再碰上,甚至还会不会碰上?


摩拜宣布与美团合并的那一刻,失落的绝不止被孤独抛下的戴威和优雅谢幕的胡玮炜,更包括两家公司里曾参与战斗的一线员工。梁铮形容那种感情是“从最初的互相瞧不起,到最后的惺惺相惜”。他与摩拜地面运营的关系要好到曾被邀请到对方的婚礼上喝喜酒。酒桌上除了他,全是摩拜的员工,大家嬉笑地互相调侃对方产品的缺点,氛围“欢快友好”。


摩拜合并后,两人还保持着联络,但那次酒桌上的快乐再也不会出现了。前不久梁铮在微信上问候摩拜的运营主管,对方回答:哎,也裁员了。


2019年,ofo总部办公室内贴满横幅:“血战到底,逆风翻盘”“极度渴望成功,愿付非凡代价”……经历搬家、供应商上门催债、退押用户围堵等风波后,戴威给员工的公开信越来越频繁。那个月,ofo的员工只拿到一半的薪水。


许多员工至今无法从那种失落中走出来。程凌睿离开ofo后,回到了她所熟悉的CBD,重新过上了高跟红唇的office lady生活。但她却发现自己奇怪地开始怀念起那段穿球鞋、戴眼镜、不化妆,下了班一帮人去撸串的日子。过了很久,她形容那种感觉为“梦醒了,一切都结束了”。她不愿在朋友圈给缅怀ofo的内容点赞,因为每次点完,都会收到一大堆前同事们的点赞提醒。


“每个在ofo工作过的人,都需要一个心理医生。”她感叹道,“毕竟,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 


纪录片《燃点》导演关琇曾经见证过戴威意气风发的时刻。那时候,ofo的logo还高高竖立在理想国际大厦楼顶。戴威吃着盒饭,抬头望了望窗外的北大。“我现在在办公室能看到校园,这是不忘初心。” 


如今的理想国际,已不再有ofo。北大呢?一位北大保卫部的工作人员谈起ofo的事情,情绪有点儿无奈。他希望ofo不要从校园撤出,因为学生们自己已经没有自行车了。保卫部建了一个联合管理群,里面有北大校务办、保卫部和ofo运营,最初运营有36人,如今,只剩一个了。他给戴威的建议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不如回北大把学校里的车做好。必要的话,可以把办公室搬到保卫部二楼。” 


听说ofo的押金现在退不出来,他有点儿不敢相信,决定亲自验证一下。他当场充了199元,在发现真的退不了后,他愣了一下,接着摆摆手说:“采访就进行到这里吧。”


以全球的地点命名的会议室,跟随着ofo从理想国际大厦搬迁到互联网金融中心,仍然保留着。除了北京、纽约、圣何塞,还有斯瓦尔巴德、乌斯怀亚——世界最南端的小城。这背后蕴藏着ofo的愿景:“让世界没有陌生的角落。”但这个初夏的街头,不光是ofo,街面上其他品牌的共享单车也少了许多。


吴国勇在刚刚过去的冬天走访了王庆坨,中国共享单车供应商的聚集地,一个因生产自行车而闻名的镇子。因大量共享单车企业的倒闭,拖欠的尾款和囤积的单车令数不清的工厂栽了进去。当地人告诉吴国勇,这里没有人再愿意谈论共享单车了,“一切都已清零”。他造访了一处正在拆解小蓝单车的工厂。在刺耳的电动工具声里,来自河南的工人们正用播放器大声播放着流行歌曲《凉凉》。



时隔几个月,吴国勇带着《焦点访谈》的记者再访王庆坨时,舆论风向已经变了。当地官员言之凿凿要给王庆坨正名:“共享单车在王庆坨的自行车行业里占比很小。” 


在我写下这些的时候,吴国勇还在继续拍摄共享单车坟场的照片。自从他的摄影作品发布后,各地政府下令整治,大部分单车坟场已经消失。他说他常常想起在杭州下城区的一处单车坟场,紧邻着一栋衰败的旧居民楼,楼身的墙面已经斑驳,石灰掉了一地,楼顶却挂着一面LED灯牌,上面写着:创新中国产业园。


“这么破的一栋楼,竟然有这么响亮吓人的名字。”吴国勇在那个地方站了很久,他回头看了眼楼前大片的废弃单车,觉得这像是某种隐喻,也像是一种昭示。


(应采访对象要求,王拓、李立、程凌睿、何欢、江渝、吴昊、方一涵为化名。)


本文来自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卫诗婕、戴敏洁、张炜铖,撰文:卫诗婕,编辑 :何瑫。封面: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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