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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道:笑话的本质就是危险的

梁文道:笑话的本质就是危险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梁文道,标题图来自东方IC


人类之所以会对一些事情发笑,恰恰是因为这些事情是超出常规认知的,是不正常的。


笑话的本质就是危险的——它总是潜伏着某种颠覆效果。但这并不意味着,笑话就没有边界。


德云社著名相声演员张云雷先生,最近惹起了众怒。


在汶川大地震11周年纪念日当天,他之前和搭档在节目表演里调侃“地震”和“慰安”的相声段子及视频开始在网上流传,引发网友强烈不满,并招至包括央视网、《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的批判。


虽然张云雷随后很快便在微博发文,向全国人民诚挚道歉,表示自己一定会“加强艺德建设”,可是有人发现,许多演出机构还是或叫停或取消了张云雷的相关演出。


张云雷的这次事件,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讲笑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笑话本身到底有没有边界?


1. 剧场环境的特殊性,容易让我们卸下日常生活的种种限制


首先我们需要承认,舞台是一个很特殊的空间,剧场是一个很特殊的环境。


很多时候我们进入了一个舞台,进入了一个剧场,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引号”一样,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常规都隔绝在外。


很多在真实世界中,我们认为难以接受的事情,在一个特定的表演空间里,好像又会变得可以接受了。


比如你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现在在大街上有人拿着刀枪互相追赶,在你面前直接开枪,你愿意亲眼看到有人死在乱枪之下吗?想必你会难以接受。可是,为什么在电影院里看电影的时候,我们又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场景呢?


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假的,是虚构的、不真实的。


《大事件》剧照


同样,当我们在一个剧场里去欣赏单口喜剧、听相声,我们也都会进入一种特殊的状态,这种状态会使我们接受,现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听的这些笑话是虚构的、架空的,是超脱于日常生活之外的。


也就意味着,我们日常生活里背负的种种限制,到这里可以适当地卸下来了。


我们现在一般在一些剧场里听相声、听脱口秀、听单口喜剧,你仍然会发现,其实他们也都有意无意在打一些“擦边球”,在试探我们社会上种种禁忌的边界。


只不过,这一回张云雷所触碰的那些边缘恰恰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所以这件事的真正问题,并不在于什么样的笑话能否在公开场合谈论,而在于在一个以逗乐为主题的表演环境中,我们容忍的界限到底在哪?


当然,这条界限也是因社会而异的,并不是每一个社会对于接受和不可接受的定义都是一致的。


2. 笑话的本质就是危险的,具有某种颠覆性


其实不管在舞台上还是舞台下,我们人类之所以会对一些事情发笑,恰恰是因为这些事情是超出常规的,是不正常的。


因此很多笑话,它就必然具有一种颠覆效果,一定在某种程度上颠覆着我们心目中认为正常的那些东西。


而通常被我们认作正常的、常规的东西,势必包含我们的社会风俗、我们的道德观、我们的共同价值,因此很多笑话之所以好笑,正是因为它或多或少触碰了那些社会禁忌和价值观,挑战着那些集体的、共通的常规认知。


因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笑话的本质就是危险的——它总是潜伏着某种颠覆效果,一个太过正确、太过安全的笑话往往并不好笑。


那么,什么样的笑话最危险? 在现代历史上,最危险的笑话往往都是政治笑话。


《The Death of Stalin》剧照


关于政治笑话,在学术领域也已经成为一个专门研究的题材和对象。有很多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甚至包括哲学家,都会分析从纳粹一直到前苏东政权里,流传的各种笑话。


我成长在冷战年代,所以我听过很多有关冷战年代时期的苏联的笑话。这些笑话有部分的确是来自美国和西方阵营的故意散布,用以耻笑他们的对手,但也有一些是苏联或者东欧阵营下的人民,自己编出来的笑话。


这些笑话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体系下流传,你绝对可以说,这些笑话是危险的。可是也因此,它具有它的价值,这个价值是什么?


3. 笑话,可以是反抗,也可以是一种润滑剂


有些学者认为,这种价值就是一种反抗


尽管当年那些民众活得极端不自由,或者非常贫苦,好像就认为他们毫无反抗之力,这些笑话其实就是他们的一种反抗形式。


但也有人认为完全是相反的角度,这些笑话恰恰起到的作用不是反抗和颠覆,而是辅助这个政权,起到一种润滑的作用。


这就好比民意这件事情,是不能够完全堵塞、压抑的,这就是大禹治水以来的智慧。一个聪明的掌权者,会懂得如何疏通民意,至少要留一点开口,如果明知老百姓有诸多不满,但连他们私下讲笑话的权利都不容许,那这种政权才是真正危险的。 


说起来,当年赫鲁晓夫曾经让他的手下跟他说一些社会上流行的笑话,这些笑话还有个专门的名字,即“厨房笑话”。


《The Death of Stalin》剧照


之所以叫做“厨房笑话”,是因为当时在斯大林时代结束之后,整个社会氛围终于稍有松动,民众又开始能比较自如、放心地和朋友们一起聊天、说笑,顺便批判一下时事,可是到底也不好公开谈论,于是就常聚在家里的开放式厨房兼餐厅里,大家边聚餐,边说说这些玩笑。 


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厨房笑话”,比如:


1)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间牢房里关了三个人,彼此间谈起坐牢的原因。


第一个人说:“我因为反对元帅彼得罗夫。”


第二个人说:“我因为支持彼得罗夫。”


第三个人说:“我就是彼得罗夫。”


2)


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苏联人,一起谈论什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英国人说,最幸福的事当然是冬天晚上回家,穿着羊毛裤坐在壁炉前面。


法国人说,你们英国人太古板了,最幸福的事儿当然是和一个金发美女一起去地中海度假,然后好和好散,这事可幸福了。


苏联人这时候就说,最幸福的事儿就是半夜有警察敲门,开门后警察说“伊万,你被捕了”,然后这个人可以回答:“你弄错了,伊万住在隔壁”。


3)


美术馆里有一幅描写亚当和夏娃的画。


一个英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英国人,男士有好吃的东西就和女士分享。”


一个法国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法国人,情侣裸体散步。”


一个苏联人看了,说:“他们一定是苏联人,他们没有衣服,吃得很少,却还以为自己在天堂!”


4. 容忍度再高的英式幽默,也有不可触碰的边界


有些人看到这可能会认为,政治笑话触碰的只是一个政权,还不是整个国家、民族的尊严,而笑话就不应该涉及伤害一个国家的民族尊严。


但就像我刚才所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它们对于什么内容可以拿来开玩笑,界定范围都不尽相同。


以英国为例,我们大多晓得,英国的英式幽默非常出名,而英式幽默的其中一大特色或者基本点,就是懂得自嘲。


因为英国文化本来就喜欢强调,个人不要太夸耀自己,英国人更喜欢压抑自己,于是在开玩笑的时候,也特别喜欢开自己的玩笑,拿自己的出生地、所属阶级、就读学校等等开玩笑——比如关于牛津、剑桥这些名校,最多的笑话其实都来自于自己学校的学生校友。 


所以,他们的这种逻辑,也可以推理到国家的层面。嘲笑英国人,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毫无问题的,因为他们自己开自己的玩笑通常开得更狠。他们最喜欢说自己是惨不忍睹,比如说乔治·欧威尔就有句名言,The English are not happy unless they are miserable.(英国人是不会快乐的,除非他们已经惨得不能再惨了)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英国式笑话的逻辑,所以英国人其实并不怕别人笑他们自己的国家民族,但这并不表示英国人开起玩笑来就真的毫无禁忌——事实上,英国也有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因为“口无遮拦”出过事。


Frankie Boyle


著名的单口喜剧演员Frankie Boyle(弗兰奇·博伊尔),他曾在一场表演中看到台下有一位女士对他的玩笑很不高兴,因为他嘲笑了唐氏综合征患者,而且戏虐地模仿他们的言行,而那位母亲正好是一位唐氏综合征病患的母亲,所以这位母亲当然非常不高兴,两个人就在现场谈了起来。


结果Frankie Boyle还要继续将玩笑越开越过分,终于引发了众怒,当然最后他也出面道歉,承认他的言行太过分了。所以,英国这个以开玩笑肆无忌惮而闻名的国家,也会有喜剧演员因为开玩笑开过了头而被人批判指责。


这就延续了我们刚才的问题,到底玩笑的边界在哪里?


英国对于笑话的边界界定就认为,国家尊严和政治这些都可以用来开玩笑,但笑话不能触碰的禁忌,正是比如嘲讽疾病患者,或者调侃弱势群体,这些对于他们来说才是不能接受的“笑话”。


5. 最不该被笑话所冒犯的,是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


关于笑话的边界,你可能还会注意到,有些喜剧演员,相较比较爱开低级玩笑的那些,就喜欢以性骚扰、强奸这类事情来开玩笑,但这明显都是一些社会禁忌。


如果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笑话本身就是要挑战禁忌,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要是这类笑话就都应该可以讲呢?


不,要知道最近有学者研究发现,关于强奸和性骚扰之类的笑话,当大众听多了、谈多了之后,会造成一种严重的结果:可能导致社会上容易将性骚扰和强奸,当成是一件正常的事情来看待,会认为它好像不足以成为一个问题。所以这些学者就主张,这种笑话是不应该谈及的。


最近看理想上有一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节目,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听一听,那就是国内著名单口喜剧表演者周奇墨先生,他的《十大单口喜剧专场》,里面就有很多关于笑话的社会作用以及社会启示意义。 


在最新更新的一期中,他就提到了一位澳大利亚的单口喜剧演员——吉姆·杰弗里斯。吉姆·杰弗里斯可以说就是一位不断冲撞社会禁忌,很多别人不会、不敢在段子里开玩笑的内容,他都可以拿来开玩笑的人。


吉姆·杰弗里斯《一丝不挂》专场海报


周奇墨介绍到,吉姆自己曾经说过,诚实可能让他丢掉一个粉丝,但会再获得三个粉丝,“你要能调侃所有事情,否则就不能调侃任何事情”,换句话说,他认为调侃不应该有边界。周奇墨对此补充,其实你不能要求一种声音本身是平衡的,而是要通过多种声音达到总体的平衡。 


因为他认为,要求一个人的声音达到平衡,几乎是不可行的。如果你总想照顾到所有人,最后只会导致自己无话可说。比如像吉姆那样讲笑话,讲美国的禁枪令和调侃女性,总会有人认为这些不行,因为太冒犯,于是你觉得该讲一些不冒犯人的笑话。


可是再无害的段子都可能伤害到某些人,比如谈喝酒的问题,就能保证不会有人因为家庭受过酒精的伤害而不喜欢听吗?所以你没有办法满足所有人的要求。


因此最好的平衡方式是什么?那就是让人有自由讲段子的权利和机会,让不同的话语之间达到一种平衡,让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从而达到社会上总体的平衡。假如一个人喜欢开女性的玩笑,那么就同时要让别人有开男人玩笑的自由。



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但就我而言,我仍然认为笑话这件事情还是有边界的,至少有我个人的边界。


我的边界在哪?很简单,我觉得最不应该被笑话冒犯和伤害的,是社会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 而最应该容忍被笑话冒犯和伤害的,则应是这个社会上最有地位、最有权威的人。


你已经拥有了权威和地位,难道我们连开开玩笑的空间都没有吗?这就是我认为笑话的一个基本边界。


6. 笑话,也可能很沉重


最后,我们再来谈一谈关于国家灾难的笑话,甚至对于更大范围的人类文明的伤害,这种笑话到底能不能开?


我想起两部电影,一部是1998年的《美丽人生》,意大利著名喜剧演员兼导演罗伯托·贝尼尼(Roberto Benigni),这部电影在当年上映时虽然备受好评,但是也让很多人不满,甚至责骂,为什么?


因为这部电影是从一个非常危险的角度,去还原当年二战时期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我们如今一想到那场灾难浩劫,就会感到非常沉重,这可以说是20世纪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之一。


《美丽人生》剧照


可是对于这样的事件,我们究竟该怎么在艺术上处理?尤其在电影当中,它似乎永远都应该是很沉重的一段过去。 


偏偏导演贝尼尼采用了一种很危险的方式,就是用一种嬉闹的方式来拍摄这段历史,虽然最后也还是有笑有泪,但在过程中他换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法,让整部电影其实是充满笑声的。一部关于纳粹的犹太人集中营,关于犹太人屠杀的电影,怎么可以充满笑声?


由此我又联想到另外一部电影,就是我最近看过的《德国往事》,这是2017年的一部电影,由德国导演山姆·贾巴尔斯基执导拍摄。这部电影并没有那么好笑,但是它的核心仍然是喜剧的。看到最后我们又会意识到,这部电影其实还是一部悲剧。 


《德国往事》剧照


电影男主角当年所在的集中营里,指挥官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混蛋恶魔,他居然想到要让这些囚禁者进行讲笑话比赛,而男主是一个很擅长讲笑话的人,他就被指派去和另一个人比赛。在这场竞赛里,笑话讲得好的那个人,可以吃巧克力;笑话讲不好的那个人,就会马上被送进毒气室。


男主因为笑话讲得很好,所以他最终活下来了,但是他赢过的那个人,只是个笑话讲得不如自己好的人,却因此死去了。试想,这位男主之后一辈子的笑话,他自己还会觉得好笑吗?这些笑话的重量,是否不再一样了? 


所以笑话,有时候可以是很沉重的一件事情。就如同《德国往事》这部电影所呈现给我们的。


有时候我们讲笑话,是因为我们背后有着太多重负,我们只剩下笑话。


但是有时候,哪怕是讲笑话这个行为本身,也都可能成为一个沉重的负担,或者是一个罪恶的起因。 


来源:看理想《八分》,文字经编辑整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梁文道,标题图来自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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