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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汽车往事

新能源汽车往事

1月7日的上海,已经进入深冬,寒风中还夹杂着些细雨,让人感觉有几分萧瑟,但是“钢铁侠”埃隆·马斯克却兴奋不已。去年的10月份,特斯拉宣布在上海临港拿下了近1300亩土地用于建设特斯拉超级工厂,今日就是正式开工建设的大喜日子,这个超级工厂规划年产量达50万辆,足足相当于特斯拉目前产能的一倍还多,一旦落地,困扰特斯拉多年的产能问题就能迎刃而解。


对于特斯拉来说,这是件大事,对中国来说,也是少有的破例,不但让一个外国汽车厂商在中国独资建厂,在拿地和融资上也大开绿灯,不光10亿人民币就拿下了上海1300亩地,甚至连买地和建厂的钱也可以由中国的银行贷给他。感受到中国人民老朋友般待遇的钢铁侠心里乐开了花,忍不住在工厂启动仪式上动次打次的尬起舞来。



虽然特斯拉概念股指数比起高点已经跌去超过一半,但看到钢铁侠这样的开心,好客的A股的投资者也在当天将特斯拉指数拉起了2个点,作为对大洋彼岸客人的欢迎礼。


令马斯克开心的不止是优厚的建厂条件和热情的A股人民,还有被钦定乔布斯接班人的荣誉。1月9日,李总理亲自在紫光阁接见了马斯克,并且表示,你很有想法,有当初乔布斯的风采,如果喜欢来中国,我们可以考虑给你发放绿卡。


如此热情地迎接马斯克,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是乔布斯接班人,更相信即使特斯拉这样的纯电动车龙头来到中国,也只会成为一条搅活市场的鲶鱼,而不是鲸吞蚕食的鲨鱼。只要特斯拉愿意在中国投资,那么早点打开大门,让国内厂商近距离与外资品牌搏杀,反而可能更快的成长出有国际水平的新能源汽车品牌。


2008年,特斯拉发布了首批Tesla Roadster 电动跑车,同年,中国在北京奥运村引进了55辆国产电动大巴来接送运动员。 10年后,特斯拉已经发展成世界市值第五大车企的新能源车龙头,开始全面走入中国市场, 而中国的新能源车产销量则逼近世界一半,成为特斯拉最大的对手。


那么,在这10年里,中国新能源车产业究竟怎样风雨兼程,才走到今天?


一、起源与决断


新能源汽车的概念,在中国不可谓不早,在2001年,国家科技部就发布了新能源汽车的战略规划,并且在"十五"期间的国家"863" 计划中,特别设立了电动汽车重大专项。


但直到 2008年底,科技部和财政部、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委才联合发布了"十城千辆"计划,算是正式从国家层面出钱试水推广新能源。


但这个计划看起来却十分像拍脑门做出来的,不但有每个城市每年推广一千辆新能源车保守谨慎,也有3年内新能源车占汽车市场份额10%宏伟蓝图。 这个略带精分的3年计划运营完3年后,全国新能源车也没有超过1万辆,份额0.1%都未必有。


这与其说是在执行一项重大的国家政策,毋宁说是一次对新技术的试水。


转折点发生在13年底。


彼时的第一大产业房地产,还没有开启16-17年波澜壮阔的翻倍大牛市,而是在库存高企的泥潭中苦苦挣扎。地产兴邦的套路一旦开始停滞,无疑就需要一个接力房地产的新引擎来拉动经济。


国内的汽车业, 此时年销量已超过2000万辆,甩开了老牌汽车大国美国。从本身市场的体量和带动上游行业的数量上来说,发展汽车行业来拉动经济都是一个极佳的选择。


但提起国产汽车业,虽然谈不上像中国足球般让人揪心,那也是一个让人情绪复杂,又爱又恨的存在。


经过20多年的市场换技术的政策指导,外资品牌以合资方式长驱直入,拿走了大片市场份额和利润,然而合资企业光拿市场,对技术研发消化却并不上心,国产车始终无法在传统的三大件(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与国外厂商相比。


核心技术的短板导致国产车被打入了鄙视链的下游,老司机们还编排了不少诸如“奇瑞奇瑞,修车排队”,“百年福特,毁于长安”的段子,而外资厂商在鄙视链的上游轻松的攫取超额利润。其中捞钱最欢乐的大众汽车甚至被调侃为“世界的丰田,中国的大众”。


对这种局面最为焦急的,除了各个国产品牌的老总以外,无疑就是科技部长万钢了。这位致公党派出身的部长曾经留学德国学习机械,毕业后在奥迪担任汽车研发工程师长达十年之久,操着一口流利的德语,毫无疑问是高层中对汽车感情最深的人,也是最想变革中国汽车产业的人。


在德国十几年的经历让他十分清楚内燃机水平上中外的差距, 在苦苦思索如何实现追赶多年后,他在2000年通过上书国务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发展新能源汽车,实现弯道超车。



因此他一当上科技部长,就作为“十城千辆”计划的制定者之一,开始推广电动车,当然,刚刚上任的他推行的这个不太成熟的试水计划并没有受到中央足够重视,但到13年底的时候,寻找新动能接替房地产的任务已经非常紧迫了,这个时候,在万钢的一再推动下,中央终于充分意识到了新能源汽车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新能源车给了中国一个理论上可以扬长避短的,弯道超车的机会:


避短:电动车意味着电机,电控,电池将替代三大件中的发动机和变速箱,把传统汽车强国拉到同一起跑线。


扬长:利用中国的优势能源。与中国是个能源短缺的国家的刻板印象不一致的事实是,中国其实也算是个能源富国,能源问题的症结在于——供电有余,产油不足。


中国确实缺乏石油,2014年,为了能够驱动大街小巷中行驶的汽车中的内燃机,中国进口了超过3亿吨石油,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甚至让决策层产生了能源安全焦虑,不得不满世界找安全的油田和运油路线。


但中国的电力却早有富余,中国只算火电的装机容量就超过美国全部电力装机,更不用提将中国山河变貌的庞大水电站群,和遍及西北戈壁滩的光伏电站和风电站。由于装机容量过于庞大,中国的火电站设备利用时间不断刷新新低,风电和光伏也常年出现10%以上的“弃风”和“弃光”。


而如果新能源汽车成功,中国的电力过剩和石油短缺的局面会同时被解决。


世界规模最大的耐用消费品市场将会被打开新局面,仅仅是抢下国内汽车市场就能带来万亿级别的自主企业利润。


如果电动车成为世界主流,必然带来电力需求的大增,那么中国应以为傲的发电技术和特高压传电技术也可以借此机会走出国门,实现产能输出。


一石三鸟,也不过如此。


最终,原本还是正在探索中的新能源汽车发展战略正式一跃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政治选择。


2013年9月,财政部与科技部联合发布了新能源汽车推广方案,相比过去的试水,这份文件真正释放出了空前规模的补贴。


2014年4月21日,刚刚结束了Space X火箭发射的马斯克,马不停蹄的乘着他的私人飞机达索猎鹰(Dassault Falcon) 飞抵北京,第一次踏入了中南海。这次他要见的,正是万钢和工信部部长苗圩。


即使隔着太平洋,他也已经察觉到了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场的炙热,这次面见万钢,他的理想可谓十分丰满,他希望特斯拉的充电桩标准能够被中国采用,为他未来进入这个市场铺好道路,对他的收的汽车关税最好也能不按照燃油车标准来,毕竟纯电动车不能按传统汽车的标准来衡量。


稍微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此时特斯拉的关税梦想显然是没法实现的,但马斯克之所以有这份自信,是因为两人已不是第一次见面,早在马斯克刚刚创立特斯拉时,万钢就在加州见过他,还试驾了特斯拉的第一辆车,靠着这点故交,马斯克不免有点膨胀的自认为可以享受“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待遇,但是没有好好研读过中国产业政策和文化的他,离成为老朋友显然还差点火候,直到4年后在临港签下投资建厂的合同时,他才能真正明白如何和中国人民成为好友,以及和最高领导层谈笑风生。


马斯克离开科技部的第二天,参与了中国首批特斯拉用户的交车仪式,现场一共来了8位乘客,提走了9辆大红的model S,其中一位叫李想的用户激动的第二天就在微博上分享了起来:“驾驶感极好,没有发动机的噪音、振动,不存在变速箱的顿挫和换挡时间,动力零延迟,平顺到完美。”


在这份激动过后7个月,李想和李斌合伙的蔚来汽车正式成立,“造车新势力”,“PPT造车”等词汇开始走进人们的视野。



2014年 5月,大大在上汽考察时,语重心长的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


号角声已然响起,各地方各部委纷纷响应,中国特色的巨额产业补贴政策随之出炉,新能源车的产业政策正式从小打小闹的“十城千辆”,走向占世界份额半壁江山的狂飙之路。


二、狂奔中的乱与治


2016年 3月9日, 在自杀3次未遂后,比亚迪的南京经销商,苏舜亚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刘鹏,自己的办公室内自缢身亡。


刘鹏生前曾检举比亚迪与自己联手骗补,并在检举材料中举报比亚迪涉及到600辆比亚迪K9电动公交车和240辆比亚迪E6纯电动汽车的虚假上牌,为的是获取每辆k9 100万的补贴。对此比亚迪则回应称,比亚迪并不存在任何形式的骗取补贴,至于刘鹏的悲剧,公安机关已介入调查,相关结果以公安机关公布为准。


这种否认三连的态度显然并不能够解决人们的疑问,毕竟一辆K9 售价200多万,光补贴就超过百万,不产生点猫腻似乎反而不正常。


不久后,经济观察报一篇《“消失”的新能源车:烫手的灰色骗补产业链》的文章,开始大范围的流传,在报道中,被采访的汽车工人忿懑而夸张的向记者描述,他们这边有2个辞职工人靠改装电动车骗补,一年就能赚到几个亿。


报道中的骗补产业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首先要追溯到补贴政策:


从13年开始,中央各部委纷纷出台新能源补贴政策,各个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相应的配合政策,大体形成了中央地方1:1的补贴政策。


每次产业政策初期的补贴蛋糕,可以说都异常肥美,这次自然也不例外。


以发生刘鹏悲剧的江苏省为例,一辆纯电动客车,光中央补贴就有30-50万,省级补贴又有20万,市级补贴又有近20万,中央到地方层层补贴,这意味着,一辆新能源大巴,光补贴就能拿到60-100万的补贴。


纯电动乘用车相比来说补贴少了不少,但按照不同的续航里程,也有7万到10万的补贴。


没有任何意外,从14年开始,电动车销量开始爆发,纯电动大巴更是冲上云霄。



仅仅是14年,电动大巴的销售数量就达到了13年的7倍以上,15年的销量,又是14年的7倍多,2年时间,销量增长了56倍。当然,新能源乘用车也完成了两年10倍的增长。革命形势可以说不是小好,也不是中好,而是一片大好。


那电动大巴真的是凭本事做到两年56倍的增幅吗?


吉姆西客车似乎给出了另一个答案。


江苏吉姆西客车2013年才成立,是一家不知名的小客车企业,借着政策的东风, 2015年3月开始投产电动客车,产品全部是6至8米的纯电动商用客货电动车。这种政策特供的产品线如果说不是冲着高额的纯电动大巴补贴而去的,好像连它自己也未必相信,但好歹也是为新能源汽车事业添砖加瓦,依然是值得鼓励的。


投产后工厂的产能不温不火,上半年上传的车辆合格证仅有25个,下半年单月开始超过100个,但年底,数量忽然起了变化,12月单个月,吉姆西上传的车辆合格证数量是:2905个!


按最低60万的单车补贴,如果能够全部售出,涉及的补贴金额就是近20个亿。


这种疑点重重的操作显然会引起官方的注意,连央视的记者都忍不住好奇心陪着四部委的官员一起探访这种大跃进是如何实现的,看看是不是真的足以让一个成立两年的小厂一跃成为新能源大巴新势力。


然而,场景却很让他们失望,映入记者眼帘的,是一排排简陋的厂房,工人手工在铁架子上装配零件,数遍整个厂区,也就100来辆车,并不像是月产数千台工厂应有的景象。


当然,也不能排除车辆太抢手了,一卖出就被用户订走了呢,本着不能冤枉一个好人的原则,记者又一个个打电话给吉姆西的客户核实车辆的销售情况,结果依然十分感人,并没有几个客户真的有纯电动大巴,更别说和吉姆西提供的销售数量对上了。


最终,在层层追问下,吉姆西的客户之一高融实业终于交了底,他们名义上采购了吉姆西50多辆车,实际上却只收到7、8辆成车。但利用采购合同等文件,他们和吉姆西已经一起递交了50辆车的申请材料来套取补贴。说白了,其实我只是一个演员,在配合他的表演。


吉姆西只是新能源汽车骗补大潮中的一个缩影。


像它这种找合作演员的方式还是太慢,销售要加快,就直接成立一个租赁公司,专门来购买生产出来的新能源汽车,反正每售出一辆就能领到一份比生产成本还高的补贴,快速出售才是王道。


租赁公司拿到这些车当然不会实际去驾驶,而是转头就返厂拆解,电池和车身又被拆出来运回到生产车间,重新成为新出厂的新能源车去领取补贴。


这种有点像永动机的骗补链条可以简单概括为卖了拆,拆完造,造完卖,这不就是无数互联网人梦寐以求的商业闭环吗!


在这场新能源车扭曲成财富永动机的过程中,中国电动车的数据也越发的诡异起来,2015年前10月中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与上牌量之间竟差出了近一倍的差距,高达7万辆的新能源汽车在销售出去后没有选择上牌,而是不知所踪,被称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数据黑洞。


2016年,在北大朗润园,原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张维迎和曾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进行了一场轰动全国的辩论,双方的辩题是“我们到底需不需要产业政策?”


林毅夫抛出的是“有为政府”的论调,认为必须靠政府的补贴和投资,才能跨越行业初期的进入障碍,实现产业启动。


而张维迎则直斥,“无知”和“无耻”就注定了产业政策的失败,补贴只会带来产业激励制度的扭曲,带来行业环境的异化。


从新能源骗补的乱象来看,张维迎所说的“无耻”,似乎正在神州上演。


随着越来越多的乱象被揭露,国家终于开始了对补贴的整治。


16年年初,曾经主推新能源产业政策的财政部、工信部等四部委在开始了大规模的联合调查,时间长达大半年之久,抽查了超过10万辆发放补贴出售的新能源车,誓言要将骗补行为一查到底。


然而,9月公布结果时,高高举起的调查风暴却轻轻落下,四部委只公布了包括吉姆西在内的5家不知名小厂作为典型提出批评处罚,骗补金额合计也只有不到10亿,大厂则一个没有。这种结果,颇有一种当年蒋公子上海滩打虎的即视感。


但就在财政部这份通报公布的同时,一张更详细的“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核查处置结果”在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微信群里流传开来。在这份名单中这份名单上吉利、奇瑞、比亚迪和北汽等新能源龙头都名列其中。其中比亚迪骗补金额最高,达到17亿,第二名吉利骗补12亿。名单上的车企涉及骗补金额达到92.7亿,占全部补贴的三分之一。


在骗补调查结束的第二年,产业补贴开始大幅度退坡,中央补贴下降2-4成,地方补贴应声腰斩。


之后每一年,国家都会出台更加严厉的退补新政,将补贴和汽车性能直接挂钩,每次新政下,续航里程和电池能量密度不够的车辆,将会被直接逐出补贴名单,把淘宝上的老年代步车挂个牌就当新能源汽车去领取补贴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如果说第二阶段的新能源新政是一场饕餮盛宴,那么以18年新政为代表的产业政策俨然变了一场大逃杀式的求生游戏,能领取补贴的安全区域显然将越来越小,所有赛场中的人都只有全力向前奔跑,才能在补贴的步步收紧中存活下来。


三、凛冽的温室


对于整个新能源汽车行业来说,下游整车市场的厮杀虽然看起来激烈,但整车上游的动力电池才是决定胜负的核心,整车厂商所赖以生存的续航里程和安全性,一大部分在选择自己的电池供应商的一刻就决定了。对于中国的新能源车产业,如果不想重复燃油车在三大件上的困局,动力电池可以说是必须争取的制高点,而中国式的产业政策,也继续向这个高点延伸。


2018年8月,一家并不为当时大众所熟知的企业宁德时代闪电般的过会上市,并在上市后轻松的收获7个涨停,市值接近1400亿元,超越温氏股份,成为创业板第一大权重股。 



股民惊奇地发现,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动力电池公司,创业板的新王,成立不过7年而已,是什么让这家年轻的企业发展的如此神速?


这就要从创始人的个人奋斗和产业政策的历史进程开始说起了。


年轻的宁德时代的创始人曾毓群,却是个地道的电池行业的老兵,1999年,他就创立了宁德新能源,这家主打手机电池的企业号称是电池行业的黄埔军校,据说培养了国内超过10%以上的电芯厂商总工程师和研发经理。


宁德新能源成名的故事颇有点战狼的色彩,如果曾毓群不是保持着福建商人一贯的低调,而是拿这个故事来做宣传,今天用宁德新能源电池应该也能和用华为手机一样成为爱国的象征。


故事是这样的,1999年正值手机行业的兴起,宁德新能源瞄准了这一块市场,准备做手机的配套电池,为此专门飞去美国购买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聚合物锂电池的专利。


可没想到的是,美国人的专利也并不靠谱,曾毓群发现按照贝尔专利造出来的电池反复充放电后就会鼓包变形,他们跑去找贝尔求助,没想到贝尔实验室却十分傲慢,认为这个问题压根就没法解决,一口回绝提供技术解决方案的要求。


如果这个技术问题不能解决,刚刚成立的宁德新能源无疑就只能关门大吉了,美国人不靠谱,曾毓群只能自己动手,没想到从电解液溶液的温度上限入手,一举解决了这个问题。


此后,宁德新能源一炮而红,成为国内手机电池业翘楚,在03年就打入苹果供应链,成为了苹果iPod电池的供应商,论起在苹果产业链的辈分来,也算是爷爷辈的苹果概念股。


但手机电池的成功并没有让曾毓群立刻进军动力电池,毕竟虽然说都是电池,但动力电池和手机电池还是大有不同的,动力电池上来可以说就有两大拦路虎。


首先一大拦路虎是核心专利授权费。动力电池行业的核心专利磷酸铁锂电池技术是掌握在加拿大 H-Q公司手中,2008年,H-Q公司在中国申请专利,随后要求中国的电池公司向其一次性缴纳1000万美金专利入门费才能使用该专利生产电池。


好在2010年,中国国家专利局首先宣布了加拿大 H-Q 公司在中国的磷酸铁锂电池核心技术的无效,门槛技术的障碍就此得到解决。


另一大威胁则在于已经榜上特斯拉等外国电动汽车的东芝,三星等外商,利用先发优势打击后起的中国电池厂商。


第二年,工信部更新了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了外商占资超过50%的企业在中国生产动力电池,外患暂时被消除了。


这两项政策既帮助国内电池企业跨过了最初的技术障碍,又暂时帮国内企业挡住了外资的激烈竞争,可以说是为新生的产业搭起了一个温室。


2011年,已经嗅到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机会的曾毓群和宁德新能源的另一位创始人黄世霖,一起成立了宁德时代,正式从手机电池进军动力电池。


到2013年底,新能源汽车作为国家战略公布时,大批的新能源电池厂商如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一度多达数百家,才成立不到2年的宁德时代也趁势开进了发展的快车道。


由于早期大巴补贴时代企业众多,技术路线雷同,宁德时代并没有独特的竞争优势,因此,虽然吃到了部分政策红利,但也没有能做到异军突起。到2014年产能也仅仅有0.27GW,并没有露出任何王者之像,但曾毓群在电池行业浸淫多年的嗅觉,帮他找到了一个超车的机会。


新能源电池的早期,技术路线选择面临两难——是安全性优先还是能量密度优先, 一条技术路线是磷酸铁锂,相对更安全,另一条路线则是三元材料,能量密度更高,能够在电池体积相同的的情况下,让汽车行驶的更远。


最初,政府重点补贴的对象是电动大巴,而电动大巴对里程并不敏感,但对安全性要求极高,因此政策早期旗帜鲜明地支持磷酸铁锂路线。


但曾毓群并不看好磷酸铁锂,他认为电动车要走入千家万户,必须要解决里程问题,而要解决里程问题,就必须依靠高能量密度的三元材料,而三元材料的安全性问题,则会随着技术发展改善。在其他电池企业还在埋头享受着磷酸铁锂电池的红利的时候,宁德时代开始大举布局三元材料电池。


很快,新能源车补贴从2017年开始大幅退坡,补贴最高的新能源客车行业受到重挫。18年新能源补贴新政则是直接将电池能量密度和车辆续航纳为重要的补贴参数,磷酸铁锂顿时失宠。


这种情况下,行业迎来了大洗牌,动力电池老大的比亚迪跌落神坛,而老三沃玛特由于没有布局三元材料,则直接选择休克疗法——停工,宁德时代摆出了一幅或成最大赢家的姿态。


但竞争对手并不只有国内的选手,为了能够绕过《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对动力电池投资的限制,2014年,三星选择在西安与西安高科和安徽环新合作,共同成立了三星(SDI)环新动力电池公司。


2015年10月,三星(SDI)环新动力电池公司在西安高新区竣工。同月,LG在南京的动力电池工厂落成,三元材料红利眼看就要被韩国人截胡。


但忙活了一圈的韩国人依然没能够如愿。


2016年国家工信部发布《汽车动力蓄电池行业规范条件》企业目录,凡是没有采用目录中企业电池产品的车型,将一律享受不到国家的新能源补贴。而三星和LG自然被挡在了这份目录之外。


在三星还在挠头抓狂还有这种操作的时候,一众下游车厂已经迅速明白了政策导向,纷纷转头与国内厂商合作,宁德时代笑着的将这波红利纳下。


经过16-18年三年的快速成长,宁德时代超过三星,松下等一干竞争对手,成为世界第一大动力电池厂商,随着技术的成熟和吃下国内市场形成的规模优势,宁德时代开始走出国门。


2018年3月,宁德时代击败松下、LG、三星等众多竞争对手,成功纳入大众集团全球供应链,实现了从家庭保护到走出家门抢食的转变。


在看到国产电池的逐步成熟后,保护伞终于开始收起,2017年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取消了外资投产动力电池股权限制,随着2021年后补贴退坡的完成,外国电池将得以全面进入中国,但是此时,只怕攻守之势早已转换。


一方面靠补贴催生大量厂家,另一方面却不断的补贴退坡来淘汰落后产能。


一方面微操般的挡住外资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及时的开放以对内施加压力。


中国的产业政策就是这样维持出了一种在既有外保护和对内补贴的温情脉脉,又有残酷到转瞬就可以破产淘汰的市场竞争的国内市场,它既是一个温室,又是一个刮着凛冽寒风的温室。


没有产业政策的保护,宁德时代未必有产业红利,未必能在婴儿时期迎住外资的一击。


但最终让它活到最后的,依然是前瞻与坚韧。


中国的动力电池厂商,以及无数类似动力电池的零部件厂商,就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像宁德时代一般,数年之间崛起。

四、尾声


中国式产业政策与其说是一道是非题,有时候更像是一个赔率合理的赌注。


成本上,新能源汽车,国家扶植的决心,有人总结大致是5年拿出2000亿,补贴500万辆。 而收益潜力上,中国汽车市场销售额5年可以达到20万亿元。算起来,这是一个百倍赔率的赌注。


最终,2018年,在补贴大幅退坡的情况下,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超过120万辆,占世界新能源车市场一半以上,以动力电池为代表的产业链同样成长起来,并开始走出国门。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故事,似乎穿过了骗补的惊涛,走过了技术之争的骇浪,开始驶向开阔的大江大河。


唯有张维迎那句“创新是不可见的,产业政策会败给无知”是远方的乌云。


2018年,随着页岩油技术进步爆发的能源革命持续升温,美国产量原油超过1000万桶/每日,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国,而世界能源理事会2016年保守估计,油页岩的世界资源总量相当于6.05万亿桶的产量,这意味着百年内人类都不太可能面临石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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