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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什么成为记者

他们为什么成为记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作者:王英妮。


今天(11月8日)是记者节。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讲述了从书上、报上了解到的记者故事,她希望与大家分享这些专业的理性和温热的感性。愿大家在这个初冬时节保暖、珍重、前行。(方可成)


① 记录以对抗时间


“如果伯外公没有记录下来,将永远消失在时间之中”


卫毅小时候的家在广西平乐,他上中学时,喜欢去山上找个地方,静静看书。有时候,他会走到外公的墓前,他觉得“那里的视野很好,能看到树林、山峦与河流”。


外公的墓碑上刻的名字姓林,但事实上,他姓陈。他从40年代在游击队时就开始用化名,至今,真名没多少人知道。外公的爷爷“青年时,只身于故土闽漳州入经粤罗定,再入桂蒙山平乐”。就是在那时,有了卫姓族人。


卫毅当时总会想,那外公的爷爷再往上,他们是从何处来的呢?


当年卫毅高考的作文题目是《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他写的是议论文,开头引述的是高更在塔希提岛画的那幅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何处去?》。他从小对这些问题很困惑:“我们在世上身处的地方,后边都有无数的人走了漫长的路,才来到这里。”“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便不再是‘我’,这些作为人的基本问题便无从回答。”


卫毅的小时候,在家乡县志“民国时期历任县长、县知事更迭表”里,看到了他外曾祖父的名字,只是一个表格,没有多少文字。他也曾从外公的二哥那里,看到了一份四页纸的家史。就是这些留下来的文字,他知道了未曾谋面的外曾祖父“自幼家贫,聪颖好学,字画兼好,字近王羲之,擅画菊、梅,年少时负责管理大家族的藏书。为家庭生计,离乡闯荡,在南宁一家客栈偶遇陆荣廷,受其赏识,成为其师爷……”


这些已经被卷入历史尘埃的人和事,通过文字,又重新上演在卫毅年幼的头脑里。他想,“外曾祖父走过的路,如果伯外公没有记录下来,将永远消失在时间之中。文字的力量在乎此,记录下来比口耳相传更能对抗时间之河的冲刷。”


伯外公留下来仅仅四页纸的记录却让卫毅有了更大的好奇,那些历史细节如何,他更想更清楚地了解。比如,外曾祖父与陆荣廷曾多次争吵,那些更加生动的现场是怎样的呢?


卫毅在兰州大学毕业前的那段日子里,泡在系里的资料室,翻看着20世纪20年代的报纸影印件。那时的下午,灰尘透着西斜的太阳光飞旋,他就在想,这些灰尘漂浮了亿万年,比我们所见都多,地球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亿万年也只不过是倏忽一瞬间,而个体的人生,是瞬间的瞬间。可是,这一瞬间,却有古往今来的冷暖悲欣。


卫毅上大学在西北待了4年,大学毕业后回到广西,在南宁待了4年。2007年,到了广州。2008年,到了北京。直到现在,他已经在《南方人物周刊》做了11年的人物记者。他希望通过文字,让那些流走的时光,能留下一些。


当时上大学时,卫毅回到家,舅舅总会对他说,你外婆现在每天都看兰州的天气预报。外婆也总对他说,那边冬天好冷啊,气候好像不好,还是回广西得了。他想,如果外婆还在的话,“她一定会关心北京的雾霾。”


② 良知与道义


“即使被开除也还是要点名”


三鹿奶粉事件,是中国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而最早把这一事件摆上台面,让它接受质量问责风暴的记者,就是简光洲。


简光洲采访时,在医院看到有一家人,送不到一岁的婴儿去做全身麻醉,做肾结石的手术。在手术室门关上的那一刻,婴儿的父母、爷爷奶奶痛哭欲绝,如同生离死别。


医生跟他说,做这个手术需要把尿道扩张器从婴儿的尿道里塞进去,然后又是5毫米的导管插进其膀胱甚至肾脏。因为孩子太小,全身麻醉完全可能让他们随时死在手术台上。当这些孩子送到医院的时候,很多已经是双肾结石,几天不能排尿,不治就得死,治还可能有一条活路。


听到医生的讲述,简光洲的眼泪哗地一下就下来了。婴儿那么小,那种痛苦可想而知。有些孩子这样的手术得做三次,他当时就在想,如果三鹿集团的高层领导在问题发生后,能够亲自到医院去看看,看看这些婴儿的痛苦、婴儿父母的伤心无措,他们或许能改变“迟迟不报”的决定。因为那时,铁石心肠也不能不动容。


是否要点名“三鹿”奶粉,简光洲当时有些犹豫。因为他意识到,报道刊出后,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风险。他说,如果继续写“某企业”,良心上会感到不安。此前一些含糊其辞的媒体报道,几乎所有人都强烈要求点名是哪家企业。有很多婴儿的母亲留言:“如果你有孩子,你是否能够这样的含糊其辞?”最后,他决定,“即使被开除也还是要点名”。


简光洲在论据求证上格外严谨,行文时更加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对于三鹿强调自己的“产品质量没有问题”的回应,他差不多一字不落地照登。除此之外,在新闻标题里,他再次强调了三鹿公司所声明的“没有证据表明奶粉导致婴儿患肾病”的结论。


《甘肃14名婴儿同患肾病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报道一出,舆论哗然,引发前所未有的质量问责风暴。三鹿集团停产整顿,河北石家庄市副市长张发旺、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冀纯堂等被撤职处理,三鹿集团多位高管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5 年至 15 年。这篇报道直接推动了食品安全法的提前出台,也让国务院下决心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没有这个报道,就不会有这个部门。


“我觉得一个国家的进步,特别是在食品安全质量方面,媒体的舆论监督是必不可少的。 ”简光洲这样说道,“从业多年,不是所有报道都会惊天动地,但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报道能为老百姓振臂而呼,能对改变这个社会不好的方面起一点作用的时候,你会感到欣慰,你会觉得‘值’。”


③ 新闻人的工匠气


“新闻就是狗屎,如果你当它是狗屎,它就连狗屎都不如”


袁蕾《南方周末》做记者,与石岩同事了将近十年。在袁蕾的“记者使用手册”中,石岩就代表两个字——“难搞”。袁蕾对石岩生活上的问题一概不了解,不知道她住哪,也不清楚她爱吃什么,唯一记得最深的是,他们俩吵过比任何人都多的架。


吵架从来不是家长里短,你欠了我什么,或者我招惹了你怎么样,每次吵架,共同的主题都是——稿件。


南方周末文化部部门主任向阳老师说,石岩是个“怨女”,对题目挑三拣四,但是拿定题目之后,又能一条道走到黑,是个“执女”。


石岩前脚出清华,后脚便入了南周的门。她在文化部做采写,但她却对一些知名人士,敬而远之。因为这个,袁蕾还经常跟她吵架,认为与浪尖上的人保持距离、冷眼旁观当然是好的,但不能因此就“歧视”他们。不管是哪路名人,能够说服石岩的,“要么作品过硬,要么想法过硬,要么足够有趣,要么足够典型。”


2011年冬天的一个星期里,石岩每天下午都会去作曲家王西麟的家里,听他讲人生。王西麟戴着助听器,但耳朵还是很背,“说话近乎咆哮”。他经常说着说着,下巴抖动,一行老泪就留下来,用手背擦拭。王西麟在石岩采访前,基本上没有什么报道,有人说他是中国最好的作曲家,又有人却说他的音乐一钱不值。很多机构对他的态度有一种默契:“作品可以演,话不要说。”


石岩采访王西麟进行到两三天的时候,她兴奋地给袁蕾打电话:这是一个“中国病人”,时代的沉疴变成了他人格的一部分,他既是奋起反击的勇士,又是重轭之下的囚徒。


这篇稿件的题目为《中国病人:作曲家王西麟这辈子》,长达一万三千字左右,获得2012年度南方周末新闻奖提名奖。获奖理由是:报道为一个被遮蔽的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许是“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立传,包含了强烈的个性、跌宕的命运、历史的洪流、动人的音乐,这些元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震撼人心的文字交响曲,是人物稿中的精品。


在文化部,向阳就经常对石岩他们说:“新闻就是狗屎,如果你当它是狗屎,它就连狗屎都不如”“写字儿的人就是工匠,手艺是饭碗,也是尊严和荣耀”“大家子和小家子的不同,不仅在于排场的大小,更在于细节是不是讲究”。


初听时,石岩总觉得其中掺杂着头巾气、市井气、江湖气,有一股酸酸怪怪的味道,但听多了,却将这“二十一条军规”化成潜意识,融汇在每一次的采访、写稿和改稿当中。


她在南方周末做了十几年的文化记者,这也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她说:“我更愿意与人维持清淡的关系:如果我要采访你,我会认真做准备,耐心问、仔细听;一旦动笔,我会把文字很当回事,这类似木匠、锡匠在意职业荣誉,也因为我要讲述的是真实的人生,笔下桩桩件件关乎活人的利益、形象、人生冷暖。”


④ 坚持不懈地追逐真相


“作为记者的职责是去伪求真,而不是成为社会活动家”


关于性骚扰、性侵犯问题的思考和讨论,从去年好莱坞反性骚扰和性侵害运动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着。2018年普利策新闻奖将调查性报道奖颁给了《华盛顿邮报》,获奖的那篇报道调查了阿拉巴马州参议院候选人摩尔的不正当性行为。


主导这次调查的是史蒂芬妮?麦可罗门(Stephanie McCrummen),她是《华盛顿邮报》的全国企业事务记者。


最开始,麦可罗门的目标并非调查摩尔的不正当性行为,她甚至对此一无所知。她深入了自己的家乡——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只是为了尝试找出被视为“明星参议员候选人”的摩尔为何支持者众。这位候选人已经71岁,反移民、反同性恋,以其强硬态度备受关注,曾两度当选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两度参选该州州长并以失败告终。


在采访过程中,麦可罗门从当地居民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摩尔的传闻——在30多岁担任地区助理检察官期间,“喜欢年轻少女”。她最开始怀疑流言的真实性,但是去伪求真的精神一直支撑着她继续深入调查,她开始和同事们一起寻觅当年的那些“少女”们。


虽然循着线索,找到了这些受害者,但却没有人愿意实名接受采访。“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赢得她们的信任。这包括解释如果接受实名采访的话,整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我们会如何核实细节等等。”


麦可罗门和她的同事们根据采访时得到的信息,结合多个信息源进行交叉验证,对各种细节花了大量精力、时间进行核查。采访当年受访者吐露过自己遭性侵细节的知情人;查阅了证明受访者可能在场的法庭文件;找到了摩尔让被害人饮用葡萄酒的餐馆;同时,他们还凭借过硬的专业素养,识破并曝光了一位假意伪装成受害者前来“钓鱼”的女性。


2017年11月9日,《华盛顿邮报》率先曝光了四位女性对摩尔的性侵控诉,年纪最小的女孩遭受性侵时年仅14岁,最大的也仅仅只有18岁。一名叫柯夫曼(Leigh Corfman)的女性说,1979年,14岁的她在法庭外遇到了32岁的摩尔,摩尔支开了要去参加儿童监护听证会的柯夫曼母亲,向柯夫曼询问了电话号码,在数日后带她至自己家中,发生了亲吻、抚摸等性接触行为。最终,陆续有六位声称受害的女性向记者们揭开了这桩40年前的系列性侵丑闻。


2017年12月,在阿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补缺选举中,共和党25年以来首次败北,摩尔败选给了民主党候选人、前联邦检察官道格·琼斯(Doug Jones)


虽然这篇报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Metoo”运动,但她始终认为这是“信息的力量”。她说,作为记者的职责是去伪求真,而不是成为社会活动家,在参与性侵事件报道时,不应持有预设的立场,要始终存疑,步步验证。


记者可以通过文字记录每一个“人”的故事,对抗时间,保存温度;记者可以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推动社会改革,引领思潮;记者可以专心地做一个匠人,用心打磨每个字;归根到底,记者就是做一个求真的人,不预设立场,始终存疑……不管是专业主义精神下的理性,还是那份温热的感性,那些在平凡日子里为自己、为社会、为历史注入深刻和荣光的记者们,都值得我们致敬,并向着他们前行。


参考资料:

  • 《寻找桃花源》(鹭江出版社,2017年9月1日出版)

  • 《追问世界的形状——一个<南方周末>记者十年工作手记》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第一版

  • ,财新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闻实验室(ID:newslab),作者:王英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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